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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写作者也是常人，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我不认为世界上有百分之百的坏人，我不认为活在这个世界毫无意思，马上跳楼也一点不遗憾。有些写作者在生活中比谁都物质，比谁都追求享受，偏偏作品写得那么肮脏，那么血腥，那么黑暗。作家有两种，一种人和作品是两码事，写作只是职业需要。一种人和作品比较一致，写作是其心灵需要。 木叶：你怎么看待知识以及智性与叙事的交融？作者可能会得益于此，也可能被它困扰过，攻破之后，会有快感。 刘醒龙：有难度的写作特别有意义。包括叙述的难度，人物刻画的难度，表现内涵的难度……《蟠虺》里，围绕青铜有很多知识难点，能在写作中把它攻下来，对一个作家来说，已是某种成功了。 木叶：有人曾说中国当代作家疏于对于一些器物的描写，也疏于智性叙事。 刘醒龙：这么说中国作家，逻辑有问题。知识和推理，不能完全分开，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 误读是对作家作品的别样肯定 木叶：“长篇小说是当代中国文学中最不成熟的文体”。你今天还这么看吗？ 刘醒龙：我不这样认为，当代中国文学最突出的成绩都是长篇小说体现的。这一点可以具体到作家本人，当代作家中的大部分，最重要的作品都是长篇小说。而且放在任何一种层面上评价，这样一批长篇小说都会是出类拔萃的。 木叶：有人很喜欢《弥天》批判现实的力度和人性反思的深度，但有的人就未必。批评家洪水先生曾说“当年有关《分享艰难》的争论，都是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我比较好奇，你有没有什么作品被严重误读或低估了？ 刘醒龙：遭人误读是文学的另一种魅力。一部像碗里的清水一样的作品，是不可能被误读的，反而是那些有着幽深气质的作品，因为不容易看清楚，才有可能出现误读。当年，文学界用“现实主义冲击波”将我和别人捆在一起，十年之后，大部分做学问的人已不再这样说了。所以，误读是对作家作品的别样肯定。 木叶：你跟葛红兵对话时说，“很多时候，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思想的半途而废”。不过在小说中，你的思想又似乎没有都“半途而废”，是否有时自己也和自己会顶牛？ 刘醒龙：还就是半途而废，我每一个东西其实都没说清楚。文学它不可以成为一本思想史或哲学著作。文学作品是对思想的提出，是做某种思考的引领，不作结论，这是文学的魅力。将文学作品与思想作品等同，本身就是对文学的异化。哲学著作中那些逻辑的逻辑，就算绕不死，也要将人绕晕，相比之下，文学作品如果也这样绕来绕去，最终会绕成一种笑话。在思想上，文学的意义止于启蒙。 木叶：这些年来，或者说新世纪以来，很是触动你的外国作品有哪些？ 刘醒龙：这些年一直念念不忘的作品，还是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凡是写乡土的中国作家，或是在乡村成长的人，一定要读一下《鱼王》。他对于俄罗斯大地母亲的热爱已不仅仅是乡土了。在俄罗斯文学里，很少有祖国这个概念，一般就是说母亲、大地。这是俄罗斯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同。与阿斯塔菲耶夫《鱼王》里对大地母亲的眷恋相比，中国作家差远了，经常看到的是怨恨、抱怨、批判。 木叶：听了这话，使我想再问一下，你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作家吗？ 刘醒龙：我是一个特别在乎自己内心感受的人。我可能不顾一切，不顾外面的世界怎么想，不顾朋友怎么想，不顾同行怎么想，不顾所有人怎么想，我都会坠到自己内心的深渊里面去，我要把自己捞起来，让自己能够继续地走下去，活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