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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读者的阅读特点 凭借扎实的文学理论背景与素养，作家及文学研究者对于作品的解读具有不可否认的权威性、学理性以及专业化特点。无论是从思想性角度还是艺术性方面进行阐发，他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论往往紧紧围绕作品本身展开，并且有着比较严谨的逻辑理路。这些特点在《青春之歌》的接受中同样不例外，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人的文章无一不具有这样的特点。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未经过任何科班训练的“业余”读者在这一方面的反应。在专业的文学研究领域，这些声音固然显得业余甚至肤浅。但是当它们真正进入我们的探究范围，却又是那样陌生而新鲜。具体来讲，普通读者阅读特点突出地体现为两点：在文学观方面，以真实性作为文学评判主要标准，甚至将文学等同于现实；在阅读感受表达方面，倾向于联系个人经历以零散化的感性方式进行抒发。 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是五六十年代文学批评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作品是否反映了某种真实这一问题上，无论争论者们持有何种态度，有一点是值得明确的：这里的“真实性”往往指涉的是某种历史规律性。这种规律性落实到文学层面，便是通过各色描写，最终要达到的是对于历史本质的一种“真实”揭示。这种真实无疑关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以及革命前景性。而普通读者所关注的“真实”与之呈现出不同的内涵。普通读者并不着意于本质化、规律性的探寻，他们更为关心的往往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情节与现实生活相比较，是否具有“实在性”。 将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对应到现实生活中，这一做法在很大范围的读者群中并不鲜见。老鬼回忆起读者寄给杨沫的信时这样写道：“来信最多的是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有一个战士来信表示，一口气读了两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静现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体怎么样……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的向她学习……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甚至于有的读者将书中主人公直接对应为作者，在对杨沫的采访中提出“您就是林道静吗？”这类“使作者为难的问题”。 “文学来源于生活”，《青春之歌》与作者杨沫本人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杨沫也在《青春之歌》的《初版后记》中宣称“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不过，在承认这种关联性的基础上，现实生活与文学描写之间关系究竟怎样？对于这样一个牵涉到作家心理结构、创作机制等等一系列领域的复杂问题，终究不是通过一一机械化地对应与考证可以解决的。这对于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应该不难理解；而对那些“业余”读者，要厘清二者的关系终究是要颇费一番周折。 对于多数普通读者的阅读而言，问题也有另外一面。正是普通读者这种对于文学与生活界限的混淆，对文学阅读“常识”的缺乏，他们在文学虚构与生活真实之间建构起某种必然性联系。从此种角度来看，我们不仅可以理解一些读者对于小说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充分体会到《青春之歌》对于读者们的现实意义。正如洪子诚所回忆的那样：“在那些年里，文学作品被看成生活教科书，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也被看成具有绝对关联，甚至是可以等同的关系。我们热衷于以寻找生活箴言的方式进入书本，而且，一旦进入就不愿走出。”由此可见，读书于他们而言绝非一种消遣的娱乐方式，而是带有探寻人生意义性质的精神之旅，是寻求时代信仰标杆的重要方式。 概言之，在接受者的评价姿态中，有理性评判，也有情绪化抨击。虽然这些意见在时代环境的规约下无法为我们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场面，却依然有值得我们留意之处。普通读者较专家，更倾向从个人经历出发，以一种更为个人感悟化地方式进行评价，其阅读固然有不够专业、不够深刻的一面，然而读者群体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作为一种审美现象而存在的阅读活动自有其包容性与自在性，并非今日胜于过去，专业比普通高贵。关键在于，我们怎样超越简单的是非评判，透过审美现象触摸时代审美风尚脉搏，并对其背后的心理文化机制进行合理探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