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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为此，山东大学文学院联手校内外专家，于2012年成立了“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课题批准号128ZD169），温儒敏教授担任首席专家。这里发布的是该项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1958年初，《青春之歌》出版。仅仅就在一年半之后，这部长篇小说便以130万册的销量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一部影响一代人精神的重要作品，其解读的话语权却始终掌握在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手中。而普通读者作为阅读的主力军，曾经何为？对于《青春之歌》等一批红色经典而言，或许唯有在这些不可复制的时代场景与社会氛围的重温中，才会再次展现其文学生命的质感。 接受方式与文学生活风貌 五六十年代是信息化手段尚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接触到《青春之歌》的方式当然要首推传统化的书籍阅读。在《母亲杨沫》一书中，忆及当年时老鬼写道：“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酒吧、歌舞厅、游艺场，书也出得少，读书是人们最主要的业余精神生活，大家都很关注最近出了什么新书。《青春之歌》问世后立刻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不过，即便是只有这样单一的休闲方式，人们也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热情。1958年《中国青年报》曾刊登出一封青年建设者饱含真情的来信： 在书刊极度难得的情况下，远方朋友为我捎来了你的著作——《青春之歌》。在“抢晴天，赶阴天，大风大雨当好天”的跃进口号鼓舞下，我们的工作是紧张而又愉快的。我们住的杉皮工棚时常有被大风刮破的风险。就这样，你的著作在我的行囊里，在枕头边，在勉强能看清字迹的灯光下，同我度过了十多个寂静的夜晚。 不唯独《青春之歌》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很多时候，翻看那个年代的相关材料，不同回忆者笔端流淌出的文字传递给我们的却是一种相同的感受，洪子诚在《我的阅读史》中写道：“50年代上中学以后，读书的条件有了改善……尽管如此，对于书籍仍产生近于‘神圣’的感觉，这种感觉保留了很长的时间。当我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到几本20年代的《小说月报》时，当我终于有零花钱可以订阅《文艺报》、《文艺学习》杂志时，我清楚地记得那种不夸张的‘幸福感’”；莫言则在《闲书》一文中回忆说：“我偷看的第一本‘闲书’，是绘有许多精美插图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那是班里一个同学的传家宝，轻易不借给别人……我从一个很赏识我的老师那里借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个头矮，只能站在门槛上就着如豆的灯光看书。我沉浸在书里，头发被灯火烧焦也不知道。”物质的极其匮乏却抹杀不了这种最本真的幸福，这种幸福来自书籍，源于阅读，在几十年岁月的淘洗中依旧散发出熠熠生辉的动人光芒。 正是伴随着这样的读书热情，与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一道，各种有计划、有组织的读书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报告会、座谈会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自然，《青春之歌》的阅读与接受很大程度上也正依赖于这样的方式进行。以当时文化生活较为丰富的上海为例，就发起了两次极具广泛影响力的读书运动：分别是1958年起开展的“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以及1959年开始至“文革”开始后结束的“红旗读书运动”。 在两次读书运动开具的书目中，《青春之歌》均赫然在列。而五六十年代大众接受《青春之歌》的方式，并非仅仅依靠单一的个人化的小说阅读完成，各种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那个年代所能达到的丰富性：在北京，《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旗谱》、《吕梁英雄传》、《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等十八部新书被改编为评鼓书；在上海，《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则被改编为评弹；杭州大学文工团则在元旦期间将小说改编四幕十场话剧，面向市民进行演出。 1959年，即小说出版后的第二年，恰逢建国十周年。作为将在“国产新片展览月”献礼的影片，《青春之歌》拍摄工作被提上日程。从3月15日开拍到8月31日停机，影片前后仅仅用了170天的时间，便以惊人的效率拍摄完成并如期上映，成为跃进片的代表之作。 而展览月刚刚结束之后，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便联合举办了推选1959年最受欢迎国产影片的活动，共有32526人参加投票。1960年1月24日的《北京日报》刊登了投票结果，《青春之歌》再次夺得头名。 比起小说，电影的直观性、故事性更加强化，对于一般受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最大程度上将群众纳入到政治动员体系中的年代，电影理所应当地被赋予“文艺武器”的重要性地位，由此，我们也能够看到，为何在面对“政治性太强、艺术性太差”的指责批评时，夏衍直截了当地以“前者正是我们的电影的优点”作为回应。他宣称：“我们的电影是无产阶级的战斗武器，是党的忠实助手，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是我们的电影的光荣职责，在这方面，我们不是做得太多，而是还做得不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