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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冲突和文化政治的意义上，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教育、经典、传统以及“人”的概念的界定权都需要重新考虑。粗略来讲，美国文明主导了全球化，从具象的事务，再到想象方式、白领、成才、幸福、机会、太空、虚拟空间等等一系列的界定，都是被那种想象中的、概念意义上的美国人或是美国文明所界定。在这个前提下，普遍和特殊是什么关系？中国是否作为一种全球化社区里面的一个少数民族或是地域文明的特点存在？中国文明实际上是通过那些能够思考这些问题的中国人确定下来的。而中国人一旦丧失这样的话语的生产能力，在文明意义上就不是一个存在，而只是一个衍生品、寄生品。这才是今天中国大学教育、文化最深刻的内涵和使命。今天“中国梦”作为一个话题被提出来，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从宏观的迫切的历史性的问题上看，回归基于经典阅读的人文教育，恰恰是适应广义上的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时代需要、竞争需要、训练需要，是通过应对当下的挑战而反诸自身，重新发现和思考“人”的内在含义。这个全面竞争的时代，也对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可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能够触及这种内在素质培养的教育，只能是人文基础教育，通过和古往今来的人类伟大心灵的交谈，我们才能在今天这个歧路丛生的世界获得一种基本的方向感和价值定位，有效应对历史挑战。北大中文系曾做过调查，毕业十年以上的学生中，90%的就业都和专业无关，中文系提供给大多数学生的，实际上是综合素质和适应性方面的训练。如果本科教育专注于职业性培训，那么在这条窄路上可能走不远。以纽大商学院为例，学校对毕业后在华尔街上班的总裁们做问卷调查，问学校教给你的技能管多少年，一般的回答是3到5年，越是高层，时间越短。普遍的缺憾是当年没有多读点文史哲方面的书，因为对于决策者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理解力和判断力。 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奇异性而言，我们无法预判人类能否走出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人需要加强对自身的思考，而经典是先人的财富。 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现代化是一种“奇点”性质的事件，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无法预判人类能否走出资本主义，走出今天所处的商品时代、技术时代、信息时代。这里的博弈关系到人能否在这些外在条件下恢复并扩展人性的自主性和内在自由，具体讲，就是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作出无愧于前人、甚至超越前人的回答。这就需要我们在前人经验和思考的基础上，激发全部潜能，处理自身经验，培养分析、理解和思考能力。否则，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意义上悲观地讲，我们是没有未来的，因为我们的未来已经完全被套在资本、技术、信息、市场、商品的运作中。能否走出这个奇异性事件取决于人能否通过一种自我追问从物的世界回到人本身，但这种克服异化的努力必然包含着有关“人”、“意义”和“价值”的预设。这个意义上的未来蕴藏在人的挣扎和斗争之中，是无法通过科学理性推算出来的，而教育则是为这种斗争所做的必不可少的准备。 “经典”在这个意义上是前人思考的痕迹，是我们唯一的财富。不去领取这份财富，我们就只能始终孤零零、赤手空拳地面对当下。这是动物性的存在而不是人的存在。 从国民素质而言，大学的终极产品就是学生，社会是用户，而价值资源存在正当性危机，此时，就需要回归本源的教育来滋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