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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人注重在客观的物象中注入诗人的主观情绪，以物比兴，表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文情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又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物色》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又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研究中国古代诗人与诗，就离不开对敲击诗人灵魂的物象在诗中之作用的追问。 《宋史》说苏轼自为童子时“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入仕之后，“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宋仁宗赞扬苏轼有宰相之才，宋神宗每读苏轼之文，“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虽然有两位皇帝的赏识，苏轼一生却屡遭贬谪，“不得大用”，有人认为苏轼如果能“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不过，正像《宋史》的作者所说：“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张雪松教授通过对苏轼一生不同阶段诗作中鸿、牛、月意象变迁的梳理，勾勒了苏轼漂泊生涯中心灵与精神的变化历程，并指出晚年诗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中的归鸿、羸牛、月、瓮里意象，是苏轼超越了颠沛流离的人世悲欢后对其一生的总结，是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是人生境界的升华与超越。 清乾嘉之际，搜访金石成为一种学术时尚。湖广总督毕沅醉心于搜集三楚地区的金石遗迹，幕佐严观等主持其事，严观因此作《湖北金石诗》一卷，记录搜访金石文物的过程。王利民教授通过对严观《湖北金石诗》的内容及其文化价值的阐发，特别关注金石印痕中承载的兴废盛衰之气象，以及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贬谪文人群体坚守道义的鲜活灵魂对鄂东文化生态的影响。 楚人屈原是中国贬谪文学之祖，他在放流过程中创作的不朽诗篇《离骚》，寄托了他“九死不悔”坚守理想和正义的高尚情怀，他的诗作是对“诗穷而后工”“悲愤出诗人”的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的最好诠释。周秉高教授的文章《屈原的疏放与〈离骚〉的写作年代》通过对“疏”“放”文义的探索，还原了屈原被疏放而作《离骚》的可能过程，并确认屈原于楚怀王十六年作《离骚》的可靠性。 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学科建设”栏目，以方便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情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