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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我想现在在中国的好了，教师的队伍恐怕还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青黄不接的。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大陆有一百多万的高级研究教学人才，就是把科学院这些都算上。但是四十五岁以下的仅占百分之六。也就说有一个统计说到2000年的时候，将近一半的这种高级的教学和科研人才就退休了。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中国人才一个大的断档。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季羡林：现在就是…我用了个名字叫“海洋主义”，出洋、下海。 杨澜：人才都流失了。 季羡林：要么经商了，要么去留学了。 杨澜：为什么会经商和留学呢？ 季羡林：现在经商这样子，说老实话，一个教授要凭他的工资，他不够吃饭的。当然我这是一个人的开支。要给我两千钱，加上保姆什么一加起来，电话费什么费名目多得不得了，不够的。年轻人一看，听说儿女对父母讲他（她）说“你劝我念书，我念书念到你这个程度当上教授，不也是穷得不得了吗！” 杨澜：现在甚至出现了大学老师的收入不如中学老师，中学老师的收入不如小学老师这样。 季羡林：北京就是这样子…而且要市级的，北京市管的学校，比国立的，像“北大”、“清华”…工资高一倍。 杨澜：那关于留洋的问题呢？从七八年到九七年，中国差不多已经有二十七万留学生，到海外去了。但是到九七年为止，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回来。您过去也是留学生，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季羡林：我们过去留学，从来没想不回来，没有这个概念。我就是我那一代。当然留在外国不回来也有。包括说走就想不回来，但我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绿卡，也没有什么绿卡，我留在他国也可以。后来我跟剑桥大学签了合同，也可以到那儿去。回来以后一看，不行。因为是亲老、家贫、子幼，非我留在国内不行了。 杨澜：如果当时没有家庭的牵挂，您是不是也可能会留在剑桥大学？今天我可能就要到“剑桥”去采访您了。 季羡林：有这个可能，为什么原因，我当时回国，最大的一个思想斗争，就是我搞的那一套东西回国不能继续。没有杂志，没有书记，所以必须改行。回国以后，我最大的斗争在这个地方。我倒不担心中国留学生不回来，如果天天改的话，大部分会回来的，我这样说法有什么根据呢？我就说中国这个知识分子爱国主义根深蒂固。 杨澜：总是希望给国家做一点事情。 季羡林：总是这样的，就是加入美国国籍的，比方说李政道、杨振宁，这是大名鼎鼎的，他只要有办法，总是想帮中国。爱国之心未泯。 杨澜：有些人也说，留学生之所以不回来，很多是因为那边的物质生活条件好，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在您做学生的那个时代，中国的生活水平和西欧比，那个差距比现在还要大，为什么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留学生都回来了呢？ 季羡林：那时候差距不大。 杨澜：不大？ 季羡林：为什么，在国外，在国内一回国，“清华”、“北大”回国以后不能当教授，“北大”叫副教授，得过渡那么几年。“清华”没有副教授这个名字，叫做专任讲师，得过渡几年。他回来拿的工资在国内，生活水平是高级的，三百块“大头”，四百块“大头”，那很高级了。反正起码不比国外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