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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那个时候当地的农民，一天的工分才挣一二分钱，但是那个时候您的工资加上国家的这种补贴能够达到四百多钱，所以那个时候就跟你们说，不要把自己的工资告诉农民。怕把农民给吓坏了。您现在敢把自己的工资告诉农民了吗？ 季羡林：现在也不敢告诉，怕农民耻笑。 杨澜：您现在工资有多少呢，能问吗？ 季羡林：我的工资老一级，工资的基础是八百八十七，加上各种…反正是各种名目的一个月可以拿到两千块钱… 杨澜：您好像有一次跟一个我们这儿收破烂的，就是收集废品的，不是您？ 季羡林：不是我，是另外一个中文系的教授。他走在路上，收破烂的问他“陈教授，你相信不相信我的收入比你高”。陈教授近前答曰“很相信”。后来就问这收破烂的，说“你的收入怎么样”。他说“两千多块钱吧”。还打了折扣，不止两千。 杨澜：所以人们说到现在的教授贬值了，这个贬值不光是指他的工资，他的购买力下降了，同时还是指我们现在好象有一种教授泛滥的一种现象，好象这是…过去评个教授是一件很荣誉的事，但是现在基本上谁都能够评得上了。 季羡林：就是这样子。原来我开过玩笑，我说将来只要进了“北大”，包括工人在内，一进来就定教授。工资可以有区别。 杨澜：为什么呢？ 季羡林：可以省掉很多麻烦。在“北大”过去，正规地升教授要过五关，教研室一关，系一关，片一关，怎么叫片呢？“外语片，学校一关，最后十个人小组一关，五关。很难，过了不几年，回顾一看，四周围…尽人皆教授矣。 杨澜：还有一种叫“提退”的说法。 季羡林：他是副教授，“提退”就是教授。 杨澜：就是说提你当了正教授，然后又请你退休。这算是照顾面子吧？ 季羡林：照顾面子，满足虚荣心。 杨澜：我们查了一个数字，就是说在台湾大学，台湾大学它有四万多学生，它的教授和副教授加在一起大概有一千多人。而像“北大”它有一万多学生，它的教授和副教授加在一起却有两千多人，老师和学生的比例实际上是比较大的。 季羡林：现在这样，现在“北大”这个教职工加起来八千吧，教员三千，职工五千。教职工跟学生的比例勉强一比。一个教职工，两个学生，这个比例是世界没有的。原来教委规定，大概一比五，一个教职工对五个学生。跟国外没法比了，国外也没统计过。 杨澜：您像您在德国上学的时候，德国的大学好像一个系里边只有一个教授，是这样吗？ 季羡林：一个系一个教授，大系两个。 杨澜：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评上教授呢？ 季羡林：它那儿教授很有意思，他本人当然很有…它那个教授好像是有一点同行评议的味道。那时候我在那儿呆的德国那个大学，只有二十几个大学，那这一行，什么人在哪个大学，大家都知道。这样子，当然中国教授泛滥了，教授膨胀，这不是个好现象。为什么？因为教授这个什么东西，它给你是对你给社会的贡献，给你一种报答，可以起鼓励、促进的作用。像现在在中国，已经不起那个作用了。 杨澜：有一个统计数字说，在九四年的时候，全国高校的教授就已经有三万多人了，副教授有十万人之多了，的确是一种很庞大的阵容了。 季羡林：有一句话很难听，湖北说“教授满街走，讲师多如狗”，这话难听，不过确实是这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