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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然而，从文学生态平衡的角度讲，理论缺席的创作与批评，不可能是健康的创作与批评，对理论的忽视与漠视，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当前，文艺批评领域有一种风尚，那就是常常把其探索的触角伸向艺术家最为私密的个人生活领域，计较与争论的多是类似于“沈从文的师生恋是否像传说中的那样美好幸福”、“徐志摩除自己的妻子外还与哪些女人有过婚外情”这样的话题。通过这种“去魅”与“还原”，得出的是类似于“胡适发动白话文学革命只是出于哗众取宠的动机”、“鲁迅在为人处世上过于敏感与记仇”这样的结论。这种以强调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的批评倾向，实际上与批评界对理论的拒绝是直接相关的，它导致的往往是批评的解构化、庸俗化、娱乐化。 在当前的批评界，“去”“非”主义话语盛行：去历史化、去政治化、去中心化、去中国化、非意识形态化、非虚构等等说法不一而足。其中有些说法也许是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具体问题提出来的，仔细听一听他们所讲的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然而，作为一种文艺现象的命名，这些词语不仅是不准确的，甚至根本就是违背文艺理论常识的，很容易产生误解。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就更加容易引起误导。在具体的批评话语中，术语与概念使用的随意，逻辑的混乱与离奇，单向度的思维方式，顾此失彼、漏洞明显的判断，已经到了十分泛滥的程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批评家没有进行过严格的理论训练，理论知识与素养缺乏，没有形成严谨的理论话语与理论思维方式，恐怕是主要的原因。 比如，批评界所谈论的去历史化问题。我们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确存在以重写历史的方式对原先固有的历史叙述进行解构，以主观化的视角对外在的历史进行重构，以性别化、家族化、地域化的“小历史”视角消解民族、国家、启蒙、革命等“大历史”的写作倾向。但是，且不说当这种倾向成为文学写作的潮流时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只就把这些倾向直接命名为“去历史化”写作，就十分令人疑惑。因为即使在这种写作中，历史也并没有缺席，而且仍然是作家关注、思考的重心。 在物理学界，能量守恒定律被发现之后，曾经十分迷人的制造“永动机”的想法便成为笑谈。在文学界，文学与历史的关联、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实际上也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然而，当有人提出去历史化、去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等主张的时候，仍然能够得到许多人的应和，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这反映出在批评家的意识中文学理论常识的严重缺席。 四 无论就世界而言，还是就中国而言，当今的时代都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新的社会形态，给理论提出了各种各样亟待解决的问题，刺激着理论家理论创造的热情。这样一个时代，不应该是理论死亡的时代，而应该是理论大有作为的时代。对于文学理论的命运，我们也完全可以做如此理解：在当今，有大量新的文学现象需要解释，这不仅是批评家的事情，更是理论家的使命。 近一二十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文学兴起。当今中国的网络文学，发展势头迅猛，但同时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其成就有目共睹，其存在的问题也有目共睹。而其混乱与失序的一面，恐怕与缺乏理性的反思与理论的有效引导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既能够深入到网络文学现象之中又具有一定理论高度，既客观公允又有强烈担当意识的网络文学理论的创造，就显得十分迫切。这正是文学理论可以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媒体融合所引发的文学传播观念和创作实践的大调整，也对原先的文学理论范式更新提供了契机。学院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学科过细的划分。以往的文学理论界，一方面强调文学学科内部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的不同分工，另一方面强调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划分，文学理论家往往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研究领域之中，不愿越雷池一步。然而，当文学与影视、文字与图片影像声音、虚构写作与纪实写作已经深深融为一体、难分彼此的格局形成之后，原先文学理论的概念体系与研究范式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如果文学理论家正视这样的现实，接受现实的挑战，必将导致文学理论自身的一次深刻变革。 新的文学时代呼唤着文学理论的在场，文学理论也只有在应对新的文艺现实挑战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进而重新赢得自己曾经享有的尊严与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