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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五四”开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新文学”基本都是理论先行的，文学理论深深介入到了“新文学”品格的塑造，并支撑了文学批评。 所谓的“新文学”，同时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新的文学文本形态，二是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三是新的文学理论观念。其中，新的文学理论观念不仅是核心，而且是先导。新文学是被设计出来的，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地被设计与调整的过程。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一个批评家的批评立场，乃至于一个文学流派的整体文学倾向，往往与其信奉的文学理念密切相关。而某个文学流派与作家的突然转向，如前后期的创造社、抗战开始前后的老舍、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丁玲，都与其文学理念的改变直接相关。“新时期”文学，更是在观念更新、理论引领的情况下展开的。“新文学”的成就与这种理论先行的状态有关，其问题也与这种状态有关。但是，无论如何，说文学理论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新文学”的灵魂与核心，是塑造“新文学”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一点也不夸张。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文学理论不仅对文学创作与批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作为一种人文思潮，在整个社会思想中起到了核心与引领的作用。这种状况的形成，既与时代的特殊政治思想环境有关，也与理论家将文学问题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中加以思考，并试图通过文学问题的思考介入社会的政治、文化建设的努力有关。文学理论家，许多人也往往同时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 二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方面，文学本身从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中心退出，纯粹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因此被边缘化；另一方面，高校为文学理论学者提供了一个自成体系的生存空间，文学理论学者不用追求社会的影响力，也不用考虑对作家与批评家的影响力，只要按照现行高校学术体制所认可的学术规则从事研究与写作，照样可以获得成就感与丰厚的现实利益。这一学术体制要求的是核心期刊论文的数量与层次、项目的数量与层次，以及同行专家间的相互认可。这种学术体制及其所设定的评价指标，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学理论界的日趋学院化，文学理论研究者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缺乏与批评家、作家以及当下的文艺作品、文学现实对话的兴趣与动力。 当理论界自身成为一个封闭的圈子之后，事实上不仅让出了其原先所占据的社会思想文化的中心地位，而且对作家、批评家的影响力也大打折扣。中国当下的现实是，许多作家对批评家的批评不以为然，对文学理论界的情况与理论界讨论的话题就更加感到隔膜、更加漠视。与此同时，批评家对文学理论界的话题也缺乏兴趣，认为理论对于批评而言可有可无。这种情况，使得理论家们在作家与批评家面前自信心大受影响。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圈子里大谈后现代、文化研究、性别政治等等，然而，当谈到当下的文学现象时，却越来越不自信，许多时候，其实是在对作家与批评家加以附和，不敢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发出不同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声音。 文学理论被边缘化，还与理论话语陈旧，无法解释急剧变化的文艺现实有关。日趋学院化的理论界，表面上看十分活跃，讨论的话题也不断转化，日新月异，从现代到后现代，从性别政治到后殖民主义，从文化研究到生态批评。然而，从世界理论格局看，这些话题多是引进与翻炒别人的，不仅与中国自身的现实关联度不大，而且也并非是独创性的、真正前沿性的话题。另一方面，最近二十多年来，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中国，现实语境的变化与文艺状况的变化都是十分惊人的。国外的文论界已经有一种无法跟上现实变化步伐的感觉，靠翻炒国外已经产生的话题、与中国自身的现实越来越隔膜的中国文论界，就越发面临着理论话语陈旧、无法解释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与文艺现实的窘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