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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使得这部小说即便在表现合作化运动历史的诸多当代农村题材小说序列中，也是特殊的。它并不完全吻合于当代文学的主流话语，而更多地带有赵树理对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化的独特理解。 有意味的是，《三里湾》发表3个月之后，毛泽东推动全国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政治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才出台。这似乎又一次印证了赵树理与毛泽东的“不谋而合”：正如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虽然被树立为“实践了《讲话》方向”的经典作品，但是在1943年根据地发布毛泽东的《讲话》之前，这部小说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三里湾》同样如此。这似乎表明赵树理是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先知先觉者。不过，到1959年展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候，赵树理却成了反对者：他写给《红旗》杂志主编、人民公社运动的主要理论阐释者陈伯达的书信和文章，被作为“右倾”言论而受到党内严重批判。赵树理与毛泽东及陈伯达的对话与碰撞，其实始于《三里湾》这部小说的创作：1951年，农村合作化运动自发地开始于赵树理的家乡山西长治地区，山西省委将要求扩大互助组而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报告提交给中央时，引起了高层争论。毛泽东点名要求赵树理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关于合作化运动的中央会议。在那次会上，赵树理表达了他的疑虑，并促使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晋东南地区，亲身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建过程。《三里湾》的写作则是这一调查实践的结果。在小说还在写作中的1953年前后，全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一度呈收缩状态。但赵树理在小说中仍旧赞成了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并用《三里湾》来具体呈现这一过程应怎样展开。 赵树理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态度，很难简单地归入支持或反对的两极：他一方面与推动合作化运动的50-60年代主流话语并不相同，然而也并非如“新时期”的一般理解那样，是合作化运动的反对者。他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有着独特的理解脉络。这使得它可以成为一个特殊的参照系，呈现出50-70年代农村合作化历史运动的不同面向及其内在论争场域。 在如何理解农村合作化运动历史这一问题上，迄今存在三种主要理论阐释模式：其一是1940-197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强调合作化运动作为“两条路线斗争”的意义，即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冲突。阶级斗争的政治运作方式、社会主义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社会方案的优越性和必要性，以及“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合法性，构成了这种理论范式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忽略了合作化运动展开的冷战历史结构的限制，忽略了作为后发展国家完成工业化原始累积所承受的历史压力，特别是6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主义实践遭遇的困境和造成的社会问题，这种理解范式到了“新时期”之后，受到巨大的质疑。而从1978年开始，中国农村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政策，事实上也否定了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合法性。由此在80年代形成的主导性“启蒙主义”理论范式，将1950-1970年代农村运动称为是“封建主义”的错误政策，突出合作化运动的强制性、暴力性，并用“人性”“现代性”以及普世性的公民权等理论范畴，取代了此前的“阶级”“社会主义”和“人民”范畴。但是，这种批判方式“告别革命”的政治取向，使其完全不能呈现当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而以简单的否定性评价取代了具体的历史分析。自1990年代开始，出现了另一种新的阐释模式：研究者尝试在直面合作化运动中的历史失误的同时，也正面地探讨这一运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大致可以称为“现代化理论”的阐释模式，一方面突出了前30年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两方面的成就，认为正是基于合作化运动，当代中国才得以完成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累积，从而为此后成功地进入全球资本市场交换体系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冷战格局的限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完成现代化的历史压力，特别是被迫牺牲农村（农民、农业）以完成“内向型的国家资本原始累积”（温铁军、胡鞍钢等），也得到正面讨论。 三种理论范式（社会主义、启蒙主义、现代化理论）背后都涉及对二战后现代世界主导秩序的判断和中国在其中的特殊位置。在这样的关系框架的参照下，《三里湾》另有其特殊意义。 启蒙主义理论范式无疑是一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现代逻辑和意识形态之内的理解方式，它无法讨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特殊性质，以及超越资本主义实践的可能性，而简单地用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观将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视为落后、倒退的“封建主义”实践。这种理论范式的一个基本前提和衡量标准，是现代社会个体/个人的确立。它将伴随西欧现代社会形成、基于基督教传统而塑造的现代个体、“内在的人”，视为普世性的现代主体标准。而有意味的是，正是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这一“内在的人”从未出现。赵树理的小说（特别是《三里湾》）中，叙事主体和推动合作化运动的现代政治主体，并非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也非具有阶级自觉意识的现代政治主体，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单位（家、户、村、社）中的伦理性个人。在《三里湾》中，真正的叙事主体其实是三里湾这个村庄。如果因此将这种叙事主体视为缺少现代自觉的“自然人”，也就错失了反思个人主义的现代主体之构造性和历史性的机会。在这样的思考层面上，《三里湾》缺少个人性主体，不应依照启蒙主义的逻辑简单地斥其为“封建主义”、“前现代”的复归，而应视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中国“内生性现代”主体构造的独特尝试。 现代化理论强调了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的特殊性，但是它将工业化、现代国家、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体制视为另一种普世性体系，合作化运动只不过是以一种另类的经济组织形态完成了现代化的普世要求，其中，不存在超越资本主义（换成了去政治化的“现代化”表述）的历史可能性。可以说，这是另一种内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实主义理解范式。莫里斯·梅斯纳曾将此概括为“社会主义”理想与“现代化”现实的冲突。不过，正因为这里的“现代化”被理解为一种源发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普世形态，因此，它可能忽略了中国自身的经济传统，特别是作为一个有着漫长历史的独立经济体而言，中国社会可能存在自身的经济现代化方式。《三里湾》这部小说，因为是基于对山西晋东南农村社会自发产生的合作化实验的调查而写成的，因此，对于“合作化”这种社会主义形态的理解，带有更多的中国乡村社会传统“内生性”特征。它一方面强调了合作化的经济意义，同时也呈现了合作化与乡村社会自身文化传统的紧密关系。小说别有意味地写到了机械化的想象、农村自发的技术创新、传统农耕技术的提升、地理环境的改造和自治性乡村社会的协作传统，特别是合作化的经济效益等问题。这也使得这部小说的文学书写，不仅为人们呈现了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历史场景，同时这种历史是以“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互推进而非对立的方式展开的。 1950-1970年代社会主义理论范式虽然强调了中国道路的独创性，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一则，这种革命实践是以国家为主体展开的，“是中央政府主办的国家工业化对全国城乡进行资本原始累积。其间，农村发生的从合作社、集体化到村社集体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变迁，只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宏观环境制约的结果”（温铁军），因此无法摆脱冷战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限制和国家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与此不同，赵树理的《三里湾》是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中，少有地突出了村庄自治性，采取自下而上叙述视角讲述合作化运动的过程，并强调国家只应扮演“辅助性”角色的小说。从这一层面上，《三里湾》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超越国家视角的可能性。另一则是，1940-1970年代社会主义理论范式，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反叛形态，因此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表述和想象资源，更多地源自前苏联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而对农村合作化运动在其中展开的中国乡村社会自身传统，缺少足够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与此相关，作为一个经常因为惯于表现“旧农民”而不善于表现“新农民”而受到主流话语批判的作家，赵树理则表现出了更多的从乡村社会自身的组织形态、文化惯习、情感结构中寻求合作化运动的合法性动力的努力。 特别有意味的，是《三里湾》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组织单位的叙事形态。一方面，这是一种农村现代化的经济组织形态，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与婚姻家庭等直接关联在一起的社会组织形态，涉及在传统社会关于“公”“大同”理解的基础上展开“社会主义”想象的可能性。小说结尾写到范灵芝和王玉生领了结婚证（户），但并未另立一个新的户口（家），而仍旧分别与父母住在一起，吃饭到食堂、穿衣到裁缝店。作为“私”的具体依托形态的“家”（特别是核心家庭），在这样的生活实践中被取消了：人成为真正社会化的个人。如恩格斯所言，家庭、私有制与国家正是同步发生的，那么，这种去核心家庭化的户与社关系想象，已经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事实上，后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公共食堂、托儿所等，在三里湾人准备开渠的过程中都出现了。有所不同的是，这种“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是建立在公共性社会劳动的基础上，并在劳动者自我管理的过程中自发地出现。 赵树理在《三里湾》中书写的乡村乌托邦，并未如其预期的那样，被实践为“人间天堂”。在50年代后期人民公社运动的过程中，赵树理就脱离了当时的主流话语：他支持合作化但反对公社化，原因在于国家的过度管理破坏了乡村生产社区的自治性和主体性。与此同时，整个中国社会城乡结构关系的变化，也使赵树理文学塑造的历史主体丧失了现实土壤。他在“文革”期间的检讨书中，悲叹自己的农民文学其实并不被农民阅读，原因是新一代农民迅速地城市化了，“事实如此，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而到了施行包产到户的“新时期”，赵树理文学遭遇更大的历史遗忘。 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在新世纪以来重新受到重视。2006年赵树理诞辰百周年纪念活动，在山西省文化机构的主要推动下，形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赵树理热潮”。以此为契机，赵树理也越出了地域性限制，而在文学研究界和思想界得到重新讨论。 根源或许在于赵树理文学暧昧的现代性。自1940年代“明星”般地出现于中国文坛起，赵树理文学就始终是“另类”的。无论五四式新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地域文学，都无法全部涵盖其独特的内涵。就其根本而言，赵树理塑造的毋宁乃是某种基于中国乡村社会传统的另类现代性，它既不是中国古典的，也不是西方现代的，并与社会主义经典话语保持一定张力关系，同时又在这三者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别样的现代（包括文学与历史想象）形态。赵树理文学的这种“新颖性”自1950年代竹内好中提出之后，再未受到重视。不过，新世纪中国变化了的城乡社会结构和农村问题、全球格局中“文化自觉”的内在诉求，却与赵树理小说的“另类性”形成了具有历史意味的对话关系。 如果说1950-1970年代巨大的城乡差距，特别是城市工业化的历史压力，是农村合作化、集体化运动无法摆脱“内向型的国家原始资本累积”的根本原因，那么，新世纪中国的最大变化在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国家”。这个剧烈的城市化过程，是以乡村社会的停滞、破坏乃至崩解为前提的，因此世纪之交提出的“三农”问题才格外严峻。在新的城乡关系结构中，如何修复乡村社会并在传统社区基础上重建“公共性”，成为重要议题（黄平、温铁军等）。赵树理书写的乡村乌托邦，或可提供别样的历史想象契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