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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史之间的传记文学 ——以《冯白驹和他的战友们》为例 文与史的结合，传记文学的合理性 传记文学能不能虚构，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司马迁写《史记》的体例是中国史书纪传体的滥觞，《史记》以人物为主，不乏虚构与心理的描写。以《项羽本纪》为例，“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赤泉侯受到惊吓，而退避几里之远，显然是一句夸张的描写，可是读者读来却觉得合情合理。文学描写的往往是一次不可返回到现实去审视的“巧合”，而对话是最难复制事实的，因为可能只有两三人在场。不止项羽在乌江边说的话，《项羽本纪》的故事中，所有的对话都像是司马迁在谈话者身旁倾听到的，又或是当时有人原原本本将话传了出来，并传到了司马迁那里。事实上，司马迁并没有听见所有谈话，可如果没有这些虚构的对话，读者就不能如现在这样身临其境、像走在一条条花园的歧路一般，一路风景煞是好看。读者之所以感到《项羽本纪》故事精彩，主要是由于个性化的对话，并且司马迁还用对话刻画了项羽、刘邦、项梁、项籍、樊哙等人决定历史走向的最关键时刻的性格，所谓史家之绝唱，即司马迁对人物的高超想象和个人理解与史的完美结合。前苏联新闻记者、作家波列伏依的观点代表了报告文学禁止任何虚构的一派，但他曾这样说：“如果你要描写女主人公的眼睛了，可惜当你收集材料的时候，忘记了留心她的眼睛是怎样的颜色，这也是个问题，因为，虽然不写眼睛的颜色也过得去，但是对于人物形象的鲜明，有时候却是有妨碍的。”这说明，选择是否描写眼睛的颜色才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工作，如果认为此时此刻描写眼睛的颜色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写出来感觉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就写。所以，传记文学的夸张、虚构和真实均为作者合理的选择所统领。在这种要求下，虽然作者对于日后供选择的参考资料的观察和掌握应该是全面的并且是如实的，但在行文中作者往往以艺术的真实、心理的真实超越客观的真实来进行创作。 《冯白驹和他的战友们》的作者李福顺和楚军红用四年的时间完成写作，其间走访了健在的革命老人、英烈后代，深入海南岛追寻冯白驹和他战友们的足迹。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用传记文学的形式揭秘海南岛抗日和解放的这段历史，展示海南人民对于信仰之美和崇高之美的追求，有相当的教育意义。冯白驹是琼崖（海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人，冯白驹领导的琼崖武装斗争在极艰难的条件下“23年红旗不倒”，评论家李准评价道，这本书是第一次真实、完整、系统、艺术地呈现以冯白驹为代表的琼崖革命先驱领导海南人民革命斗争的23年的历史。这说明两位作者对于史料下得功夫很足，才使得这部传记从实际出发，使得庞大的故事拥有清晰的结构。李准认为，书中所描写的“红色娘子军”的故事，是文艺作品中少见的能把这段历史还原得如此准确而且生动。作者致力于把历史事实以及人物的革命情感和生命体验讲清楚，这种以史为主的写法在当前不少传记作品胡编乱造、水分多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可贵。李准对于传记文学的文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冯》一书的动作性强，但在善于合理想象、刻画人物形象和描写细节等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也就是说作者在史实的基础上还应注入个人的判断进行创作，虚构对话、夸张细节和运用真实的素材都应是传记文学作者兵器库里的兵器。或许是因为前所未见的史料仅是写出来对作者和读者来说已经足够有吸引力，面对丰富的材料也增加了作者进行摘选和文学化加工的难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