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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报告文学是杨朔最偏爱的文体，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明快、流畅”(杨朔语)，还因为此起彼伏的敌我斗争，颠沛流离的生活决定了此时的杨朔无法有太多时间进行精巧的小说构思，而报告文学与现实的贴近、文体的质朴和简洁明快的特点正符合文化宣传的需要，时代和现实促使杨朔选择了报告文学。 除了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之外，杨朔抗战期间还进行了少量的小说创作。《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是杨朔出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书中描写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生活，该小说于1938年8月11日开始在广州《救亡日报》连载，生活书店本拟当年出版，付排印刷之时，广州沦陷，后拖至1939年8月才正式付梓。它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小说化了的报告文学，杨朔曾自述道：“书里所描述的故事差不多全是曾经发生的事实。这不是简单的新闻纪事文，当然，故事是经过我一番点染，而且小说化了。但是从开始，我便压制着自己的笔尖，不使小说流于夸张。这一点努力，我是一直保持到底的。” 自1942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敌我之间“扫荡”与“反扫荡”反复进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杨朔在《解放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了四篇短篇小说《月黑夜》《大旗》《麦子黄时》和《霜天》。这些小说数量虽少却文笔细致，人物形象生动，情节曲折细腻，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45年底张家口新华书店将这四篇小说结集出版为《大旗》。 《疮痍》是杨朔的长篇小说，1942年连载于《创作月刊》1942年第1卷第2期、第3期、第4-5期、第6期、第2卷第1期，1943年1月因《创作月刊》被迫停刊而未能完成。对于《疮痍》，史料界还有不少误解，很多史料误认其为杨朔的翻译作品，这大概一方面是由于这部长篇小说在《创作月刊》连载时与宗玮、陈占元、赵安博、马耳等人的翻译小说都排版在小说一栏，相邻甚近的缘故。另一方面，杨朔的确从事过文学翻译活动。杨朔在哈尔滨时，就曾经选择用文学翻译的方式来隐晦地对抗日本人。当时的哈尔滨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施行奴化教育，大肆宣传“满洲国”理念。他就选译了美国作家赛珍珠小说《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的第一部《大地之圻》，刊载于长春《大同日报》文学副刊《大同俱乐部》，计刊登64次，连载3个月，在此期间，曾因“高尔基专号事件”主编孙陵离开了《大同俱乐部》而暂停半月刊载。此后就因该小说唤起人们的怀国之思而被日本新闻检查机构勒令停止刊载。抗战爆发之时，杨朔还曾经着手翻译《彼得大帝》，并打算将其收入北雁出版社的《翻译丛书》出版计划，不料日军侵沪，出版计划只得搁置。然而《疮痍》却的确不是一部翻译小说，只要稍读一下原文，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完全是杨朔的独立创作，是地道的中国小说。 在哈尔滨时期，杨朔便已开始古体诗词创作，并在《国际协报》《五日画报》《大同报》文艺副刊以杨莹叔和莹叔的笔名发表过古体诗词，曾有诗集《北征诗草》，后因战争散佚，如今只存有25首。此时他已颇具家国之思，有“万里一身家国泪，百年霜鬓古今情”(《秋兴》)和“于今落魄旧青衫，却向秋风哭故国”之句(《北征》)。 除此之外，杨朔在抗战期间还尝试过其他文体的写作，曾发表过新诗《号角》一首[救亡日报》(桂林)1939年1月22日]，这也是杨朔生前发表的惟一一首新诗。诗中选用古典军旅诗中经常出现的“号角”意象作为吟咏的对象，却又不落窠臼，将其比作“民族革命的鼓吹”，催促人们“前进不息”，铿锵有力，慷慨激昂。“黄土高原，古长城上，曾经听取”更是融古典的诗韵于激进的诗体，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