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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前线的杨朔并未片刻忘记抗日救亡的事业。1937年9月底，杨朔离开广州，奔赴武汉。在武汉，杨朔的文学活动十分活跃。他在这里与高兰一起发起成立了“哨岗社”，参与了该社文艺刊物《哨岗》半月刊的编辑出版活动。该刊1937年10月16日创刊，铅印18开本，办刊宗旨是团结作家，发展创作，宣传抗战救亡。但是由于当局的查禁，《哨岗》第2期尚未刊出便已夭折，已发售的第1期也被收回。对于杨朔与《哨岗》的关系，很多史料说法不一，多数认为杨朔是《哨岗》的编辑之一，有些甚至将杨朔作为第一编辑人而置于丽尼、罗烽和绀弩三人之前。而根据现存的《哨岗》原本来看，刊物首页上标明的编辑人确实只有丽尼、罗烽和绀弩三人，并无杨朔之名。但是根据高兰本人在《较早的文艺刊物：〈哨岗〉》一文中的记述，《记天照应》一文系当时受杨朔之邀而写，而且天照应英勇就义的事迹也是杨朔告知高兰的。因而杨朔虽非《哨岗》半月刊的编辑人员，却也应当参与了组稿工作。 1937年底，在武汉滞留了两个多月后，杨朔见到了从延安归来的孙陵，当时孙陵正受成仿吾之托在上海等地募捐了钱、书、物要运往延安。杨朔自告奋勇，带着募捐来的物资奔赴延安。在延安，杨朔拜访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访问了陕北公学，体验了新制度下边区人民的生活。此时的杨朔已经在筹划创办一个新的刊物《自由中国》。 在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的大力支持下，《自由中国》很快便筹备了起来。1938年4月1日《自由中国》正式创立，由臧云远、孙陵编辑，杨朔并未参与编辑工作。第一期便有田汉、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的论文，有老舍、罗烽、刘白羽的小说，有丁玲的《彭德怀速写》，有杨朔、碧野、王西彦的报告文学等等，当期发行量便达到1万多份，成为国内有名的大型文学刊物。 在上海之时，杨朔就创作了报告文学《南苑，这儿开过我们的血花》和《王海清》，1937年8月30日，杨朔乘坐太古洋行的轮船离开上海，在海上直面了中日军队的交战，目睹了日机的被击落，这令杨朔倍感振奋。这段经历很快被他写成报告文学《吴淞口外》发表于《光明》周刊第3号。离开上海后，杨朔先赴广州，在那里即时报道了日军的夜袭(《赤湾的夜袭》，《光明》周刊第4号)。一个月后，杨朔转赴武汉，在途中写作了《台湾人》，发表于《光明》周刊第5号。1937年底，杨朔奔赴延安，1938年3月回到武汉，旋即又取道广州赴港，在广州、香港和桂林间辗转停留约有半年之久。11月3日，他在桂林月牙山倚虹楼参加了文艺界抗日协会桂林分会的成立大会。1939年初春，杨朔以《救亡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到达重庆。在此期间，他满怀对日寇的仇恨和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奋笔疾书，在《光明》周刊、《哨岗》半月刊、《自由中国》《战斗画报》《战斗》《战地》等文艺阵地发表了30多篇通讯和报告文学。这些篇章中，有作者亲历战场硝烟直面中国军队与日寇生死厮杀的震撼(《吴淞口外》)，有对战况的及时报道(《赤湾的夜袭》《江汉风雨》《虎门之战》)；有揭露日军丑陋面目的速写，如《丑恶的屠杀：静海陷落后的一段速写》。这一阶段杨朔的部分报告文学作品结有文集《潼关之夜》，于1939年4月由烽火社出版。 1939年6月18日，杨朔加入了周总理亲自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在团长王礼锡的带领下，与宋之的、葛一虹、杨骚、叶以群等一行13人带着募捐而来的慰问品从重庆出发，经中条山，到达太行山区，深入华北抗日根据地慰问军民、体验战地生活，一路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到达根据地后，杨朔并未随团返回，而是留下参加了八路军，作为部队的随军记者随部队转战于山西、河北一带。1942年，杨朔再赴延安，这一阶段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多表现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和斗争，如《铁骑兵》《赶集》《七勇士》《文武双状元》表现八路军的英勇善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