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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那么，韩琦诗歌的艺术成就如何？《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论颇有代表性：“诗句多不事雕镂，自然高雅。……盖蕴蓄既深，故直抒胸臆，自然得风雅之遗，固不徒以风云月露为工矣。”(30)概而言之，这个结论当然是正确的。韩琦评欧阳修之文曰：“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学所至，超然独骛，众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万物，动者植者，无细与大，不见痕迹，自极其工。”(31)韩琦崇尚“不见痕迹，自极其工”的“自然”风格，这与其本人作诗“不事雕镂，自然高雅”互为表里。然而仔细研读韩琦诗歌，就可发现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首先，韩琦对诗歌的艺术技巧相当留意，在用典、炼句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准。韩琦用典精切，例如《通判钱昌武代归以诗见别次韵为答》云：“剑光久已冲牛斗，力振沉理尚愧雷。”用晋人张华见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雷焕以为乃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后果于丰城县狱屋基下掘地而得宝剑一双之典(32)，从而准确地表达了钱昌武以大才而屈居下僚，作为长官的自己却未能荐之于朝，故而愧对雷焕的复杂心情。又如《次韵答致政杜公以迁职惠诗》云：“一年愿借中惭寇，万里思归却笑班。”分别用东汉寇恂任颍川太守，后被调任，百姓乃遮道向皇帝请求“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33)，以及班固久戍西域上书请归之典(34)，二典均切，而前一典尤精。此诗作于皇祐三年(1051)，当时韩琦以定州路安抚使的身份知定州已满三年，按例当迁，“本路八州之民，合数千人，挝登闻鼓，愿不以三年代韩魏公”(35)。这与寇恂之事非常相像，用典精确无比。有些典故出处较僻，例如《邵亢茂材南归》有句云“履迹见穿期仕汉”，注者谓“履迹，谓踏着前人的足迹，指承袭祖业”(36)，未能准确领会原诗的意思。其实这是用汉人东郭先生的故事：“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东郭先生应之曰：‘谁能履行雪中，令人视之，其上履也，其履下处乃似人足者乎？’”东郭待诏公车时贫困无比，后来却仕宦甚达。故韩琦用此典安慰应举不中而失意南归的邵亢，相当精切。还有一些典故读者或浑然不觉，例如《答孙植太博后园宴射》有句云“耳后生风鼻头热”，笺注者未曾出注，其实这是用梁代曹景宗回忆少时射猎时“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之语(37)，既生动又贴切，已臻用典之高境。不过此处在字面上相当浅近，故仍有不事雕琢的风格倾向。即使在最易流为陈辞滥调的祭挽诗中，韩琦也有不俗的表现。例如《苏洵员外挽辞》云：“对未延宣室，文尝荐子虚。”分别用汉代贾谊为文帝召对于宣室以及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为人所荐的典故，前者反用，后者正用，从而准确地写出苏洵以文章见重一时而未得施展其政治才能的人生遭遇，用典之精熟老到，已臻化境。 韩琦对于字句之锤炼也相当用心。例如《中秋月》有句云“海际掀鲸目”，以鲸鱼之目形容海上明月，取喻甚新。又如《张逸人归杭》有句云“堤奁一鉴平湖满，寺枕千屏叠嶂深”，“奁”“枕”二字均用作动词，炼字甚巧。此外如《会故集贤崔侍郎园池》中的“青螺万岭前为障，碧玉千竿近作篱”，《题忘机堂》中的“前槛月波清涨夜，后檐风竹冷吟秋”，构思都很精巧。又如《再和》中的“吾民正遂歌襦乐，我里甘忘衣锦游”，《喜雨》中的“已发宋苗安在揠，再生庄鲋不虞枯”，《浮醴亭会陈龙图》中的“不系舟虚谁触忤，无机鸥近绝惊猜”，都是上下句皆用典故成语而形成对仗，相当巧妙。更值得注意的是，韩琦在运用上述艺术技巧时往往不露痕迹，例如《答袁陟节推游禅智寺》的“陇麦齐若剪，随风卷波澜”，表面上平淡无奇，其实前句用明喻，后句用暗喻，形容陇上麦浪非常生动，深得自然之妙。又如《寄题广信军四望亭》中的“古道入秋漫黍稷，远坡乘晚下牛羊”，《拜西坟》中的“春山带雨和云重，麦陇如梳破雪青”，都是字面平淡而写景生动的清丽之句。正因如此，韩琦诗才能在整体上呈现“不事雕镂，自然高雅”的艺术风貌，例如《登抱螺台》：“坏圃萧疏有废台，登高留客此徘徊。几年埋没荒榛满，今日崔嵬宴席开。一境山川俱入眼，重阳风物尽宜杯。坐中不劝犹当醉，菊蕊浮香似拔醅。”《暮春康乐园》：“榆荚纷纷掷乱钱，柳花相扑辊新绵。一年寂寞顿来地，三月芳菲已过天。树密只喧闲鸟雀，台高犹得好山川。病夫不饮时如此，徒有诗情益自然。”篇中并没有想落天外的奇思妙想，也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警句，仿佛是毫不用力，平平道来，却达到了平实稳妥、清新自然的艺术境界。 在北宋中后期的诗坛上，韩琦不像欧阳修、梅尧臣等人那样倾动一时，更不如稍晚的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那样名震千古。那么，韩琦在宋代诗歌史上是否无足轻重，不值一提呢？并非如此。笔者认为由于韩琦没有将太多的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他的诗歌基本上都是从政之余随意吟咏而成的性情之作，既然没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也就避免了北宋诗人因求新太过而产生的普遍缺点。下文试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众所周知，北宋诗人在艺术上的总体追求是求新求变，由欧阳修首创的“白战体”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白战体”始于欧阳修于皇祐二年(1050)所写的《雪》诗，题下自注云：“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38)后来欧门弟子苏轼作《聚星堂雪》等诗，称欧阳修的作法是“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39)，此体遂以“白战体”的名称广为流传。“白战体”固然名震一时，其新颖独特的手法也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但是它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作茧自缚的做法。欧阳修本人仅是偶一为之，苏轼笔下纯粹的“白战体”也寥寥无几，就是明证。正如当代学者所指出的，“在创作中将体物语与禁体物语随宜酌情地使用，而不走向极端，乃是一种最佳选择”(40)。韩琦集中的几首咏雪诗就是生动的例证。庆历五年(1045)，韩琦作《广陵大雪》：“淮南常岁冬犹燠，今年阴沴何严酷。黑云漫天素月昏，大雪飞扬平压屋。风力轩号助其势，摆撼琳琅摧冻木。通宵彻昼不暂停，堆积楼台满溪谷。有时造出可怜态，柳絮梨花乱纷扑。乘温变化雨声来，度日阶庭恣淋漉。和萦寒霰不成丝，骤集疏檐还挂瀑。蛰蛙得意欲跳掷，幽鹭无情成挫辱。罾鱼江叟冰透蓑，卖炭野翁泥没辐。闾阎细民诚可哀，三市不喧游手束。牛衣破解突无烟，饿犬声微饥子哭。我闻上天主时泽，亦有常数滋农谷。膏润均于一岁中，是谓年丰调玉烛。此来盛冬过尔多，却虑麦秋欠沾足。太守忧民仰天祝，愿扫氛霾看晴旭。望晴不晴无奈何，拥被醉眠头更缩。”全诗共三十二句，内容相当丰富，大雪对贫民生活的严重影响以及诗人内心的忧虑都有所涉及，但是其主要篇幅则是咏雪。诗中有少许字眼如“柳絮”“梨花”等属于欧、苏悬为厉禁的“体物语”，但是多数句子则完全摆脱了前人咏雪经常使用的习惯用语，堪称“白战体”的先驱，因为此诗的写作时间比欧阳修的《雪》诗还早五年，不可能受到后者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正因韩琦此诗并不刻意回避所谓的“体物语”，所以既达到了推陈出新的效果，又避免了刻意求奇而产生的弊病，其艺术成就并不输于欧、苏。也正因如此，欧、苏咏雪的“白战体”诗寥寥无几，而韩琦倒有多首类似的咏雪佳作，例如《喜雪》：“朔雪飞残腊，融和变凛严。徐来花出在，骤急霰声兼。数住天应惜，争繁酒易添。积深函久润，济大略微嫌。雅意明书幌，多情入宴帘。舞腰难学转，峰顶尚饶尖。露蕊仙盘挹，风毛鬣囿  。宫墙胡粉画，梅梗蜀酥黏。影淡三春絮，光寒八月蟾。垣途谁复辨，巨壑有何厌。狂助诗毫逸，清驱厉气潜。欢谣腾紫塞，喜色上形幨。凝霤收冰乳，堆庭镂虎盐。吾民无足虑，丰岁可前占。”此诗作于庆历八年(1048)，亦在欧阳修作《雪》诗之前。诗中虽有“舞”“絮”等字，但多数句子则呈现出“白战体”的倾向，即不用常见的比喻等手段来直接描写雪的颜色与形态，而以叙述大雪的效果以及人们对雪的感受为主。此外如作于至和二年(1055)的《冬至前一日雪》、作于熙宁三年(1070)的《雪二十韵》也是此类佳作，后者长达四十句，全诗中仅有“皓彩生和烛”及“道山谁辨玉，佛界普成银”三句有“体物语”，其主体部分如“缓舞疑翻佩，徐来类积薪。盘高擎露蕊，隙细入驹尘。易掩妖颜嫮，难藏厚地珍。坠轻时断续，势猛忽纷纶。肯使瑕瑜见，惟思沃瘠均。歌妍皆似郢，璧碎不因秦。辀冷侵驯鹿，符光逼琢鳞。充盈是溪壑，挺特有松筠。近岭梅先发，濒江练更匀。楼台竞瑰丽，蟾兔起精神。病骨惊新怯，书帷忆旧亲”，堪称“白战体”的典范之作。如果论风格之新颖独特，以及在建构有宋一代诗风的过程中的独特贡献，韩琦的作用当然远远不如欧、梅、王、苏、黄诸位宋诗大家。正因如此，当后人称赞宋诗之新奇或批评宋诗之尖新时，都没有涉及韩琦。但正如上文所述，事实上韩琦的诗歌创作也有类似欧、梅诸人的艺术追求，不过不像后者那样苦心经营而已。所以韩琦的诗歌成就虽然没有达到宋诗艺术的最高境界，却也避免了宋诗在艺术上的诸种缺点，基本上代表着北宋诗坛的普遍水准。考虑到韩琦的特殊身份，他堪称历代名臣诗人中的优秀代表，其成就远胜于明代的“台阁体”诗人，理应在古典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