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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宗诚对近代桐城派发展的影响 作为桐城派文学理论的继承人和传播者，方宗诚一度被众人称誉为“桐城正脉，今在柏堂”(37)。方宗诚无论早年于家乡授徒，还是中年游幕各地、为官枣强等，都重视对桐城派名家文集、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编辑，这些对桐城派与桐城文献有保存之功。方宗诚在曾国藩幕中六年，与曾国藩及门下名徒均有所交往，成为咸同年间桐城本籍与湘乡派沟通的重要人物。他在著文立说、编选教材中，继承与发展桐城派文学理论，通过私塾授徒、书院讲学传播桐城派文学思想，培养了一批桐城派后期名家，使桐城派的影响力延续至民国时期。 (一)通过整理编纂桐城派名家文集，抢救并保存了乡邦文献资料 方宗诚在桐城派发展史上的地位，可谓承上启下。他编选师友遗集和《桐城文录》，为后人研究桐城派，保存、整理了大量资料。方宗诚出生之时，距离桐城派创立者姚鼐去世已“数年矣”，姚门弟子或去世，或散处四方，但后来他们大多数“倦游归里”，方宗诚得“与前辈接者，尤复数人”。除其兄方东树外，还有姚鼐长子姚景衡、侄孙姚莹，同里前辈马瑞辰、朱道文、马树华等(38)。而与方宗诚同辈友人中，如戴钧衡、文聚奎、何衍福等又大多早亡，这些前辈先儒及同辈友人散佚的文章，多仰仗于方宗诚为之编次保存。例如《马征君遗集》、《戴存庄遗集》、《朱鲁存先生遗集》、《仪卫轩遗书》、《许玉峰先生集》等。 咸丰八年(1858)整理编纂76卷《桐城文录》，更是集中体现了方宗诚在桐城派文献保存与整理上的贡献。咸丰二年(1852)春，方宗诚与戴钧衡开始了文录的编纂。但不久太平军攻陷桐城，藏书之家多被焚掠，友人戴钧衡后客死怀远。方宗诚深恐此书中途废止，使数百年文献无征，在避乱鲁谼山中时，仍继续编纂文录，在友人方宗屏和生徒萧穆的帮助下，终于编辑而成。文录选取了桐城八十三位作家的作品，以有关于义理、经济、事实、考证者为主，以雅驯为选文标准。其空文无事理，或虽有事理，而文鄙倍者不录。体例上按时代来分卷次，其大家或数卷至十余卷；其足名一家者，或数卷至一卷；而杂家则数人一卷以附之。旨在正文统、扩学识、去浮学、资实学(39)。卷首有诸先生的行谊，便于读者了解作家生平简历。《桐城文录》既保存了如方苞、姚鼐、方东树等桐城派名家的作品，也保存了如许鲤跃、许鼎等地方文人或次要桐城派作家的作品。这些文章对于宣传、研究桐城派及桐城地方名人，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此后编选桐城地方文献成为桐城派晚期名家的重要责任之一，方宗诚的弟子多有参与。萧穆在《桐城文录》基础上，竭三十余年心力，广加搜集，选取明代至清同治间作者二百三十家，选录四千三百八十余篇文章，编成二百六十四卷《国朝桐城文征约选》(40)。马其昶编成《桐城古文集略》，《集略》取录标准，以文献价值为主，同时考虑“理高”、“辞雅”，选取清朝三十五家作品，编为十二卷。希望为后人考论文章体势与学派流衍，保存较为完整的资料(41)。这些都为桐城派文学理论的传播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大力培养人才，壮大了桐城派作家队伍 方宗诚在游幕与为官期间，由于曾经入曾国藩幕府，与同时期的曾门弟子相交友，成为桐城派嫡传弟子与湘乡派学人沟通与联系的重要人物。曾国藩被视为桐城派中兴之士，他继承与发展了桐城派文论思想，其幕府中的学人也形成了曾门生徒群体，代表人物有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等。张裕钊曾说，自己自少时治文事，“笃耆桐城方氏、姚氏之说，常诵习其文”，对桐城山川人文都非常向往。他后来结交的桐城文人有吴汝纶和方宗诚，故说“裕钊于桐城，有为我主者矣”(42)。薛福成称赞方宗诚“才高博学，著述斐然可观”(43)。这些近代名人与方宗诚的交往甚密、交谊深厚，使桐城派文学思想与理论在他们的交往中，不断发扬、传承光大。 方宗诚通过私塾与书院培养生徒，传授桐城派作文之法及文学理论，进一步壮大了桐城派作家队伍。除前文叙及的萧穆外，知名的生徒还有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方守敦、方守彝等。姚永朴说，在方宗诚辞官归里后，“当咸丰、同治中，吾乡耆宿永朴及见者，柏堂先生最为先辈，吴挚甫、萧敬孚、徐椒岑诸先生继之”(44)。马其昶回忆童年时，先生谒方东树先生墓时，留宿其家中，他“侍侧深宵不欲去”，“先生以此见誉，因从受学”(45)。方宗诚称赞马其昶“勤学好问”，勉励他在年方英少之时，务必恪守“虚心实志”、“不自足，不自是”，如此“乃可有成”。还要马其昶做到“孝弟忠信，明义理，通经史，达时务”(46)。马其昶没有辜负方宗诚的期望，著书作文，成为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姚永朴曾问业于“同里方存之、吴挚甫、萧敬孚诸先生”(47)，姚永概“师事同邑方存之、吴挚甫、武昌张廉卿诸先生”(48)，姚永朴与姚永概也成为桐城派后期极具影响的大家。他们都自觉继承并弘扬桐城派文学理论与思想，将桐城派的影响延续至民国时期。从这些后学弟子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方宗诚晚年归里后，由于像方东树、姚莹这些姚门第一代弟子早已去世，与他同时期的桐城文人，如戴钧衡等，也大多离世。方宗诚成为桐城乡里名望、资历凸显的先辈，他也在归里后承担起提携奖掖后学的责任，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这些桐城派晚期名家的早年学习，都有赖其指点与教诲。如马其昶的《风俗论》，文中提风俗的产生是由于人的“志之所向，意之所专”，方宗诚点评此文说“气醇理充，而笔法变化”(49)。后世学人在谈及马其昶的师承时，多强调张裕钊、吴汝纶的影响，例如王树枏所做的《抱润轩文集序》，就说他“尝问业张、吴二先生之门”，而实际上也不应忽略方宗诚对这些桐城后劲的指点。故吴汝纶曾说：“执事宦成归里，提唱宗风，后进仰流，辐辏并进，吾县故老余韵，赖以不绝，甚盛事也。”(50)应该说，吴汝纶作为同时期的桐城派代表人物，与方宗诚交谊深厚，交流频繁，都把光大桐城派文学思想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对方宗诚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三)对桐城派后期作家文学思想的影响 桐城派进入道光年间，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方东树、姚莹为代表的第一代姚鼐嫡传弟子亲历时局变化，面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其“为文”的重点发生了转向，方宗诚曾总结为“自植之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无论是“穷理之学”还是“经济之学”，重视“实学”，文章强调“经世致用”，成为共同的价值取向。方宗诚受业于方东树等人，也与姚莹等乡里前辈相交友，方宗诚早年就确定了“实学实用”的学术思想，中年于曾国藩幕中，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名分上是幕僚与府主，情感上却是亦师亦友(51)。曾国藩主张“文章切于世用”的思想，与方宗诚的文论思想相契合。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叙》中，将文章按照内容分为“义理、经济、事实、考证”四类，后来曾国藩将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发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52)，这都是对桐城派理论的发展，其中对“经济”的关注，体现了桐城派作家的文论思想在进入咸丰、同治年间之后在“为文”重心、创作主旨方面的转变。方宗诚晚年在总结自己二十年学术之路时，曾说：“宗诚自少不乐仕进，而于学术治道、国计民生，则无一刻忘于心。二十年来专心讲明义理、经济、文章之学，以为义理所以立本，经济所以济世，而文章可以发挥道蕴，推明事理，纪载忠孝、名儒、循吏之实迹，以感人心而振士气，是亦义理之用也。”(53)这里的“发挥道蕴，纪载忠孝，感人心”也是对晰理、纪事、抒情文章分类的另一种表述。 吴汝纶与方宗诚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两人对直隶当地书院教育都做出过贡献。方宗诚于枣强创办敬义书院，吴汝纶于深州整顿书院。方辞官归里后，吴汝纶返回直隶，先知冀州，后主莲池书院。两人交谊近二十年，早在曾国藩幕时，他们就曾“畅言文章，兼及经史”(54)，文学创作观点多有契合之处。例如，方宗诚对“奇崛”之文颇为欣赏，对友人所示之文曾评价为“雄峻奇崛，足发其胸中不平之气”(55)。而吴汝纶更是从桐城派发展角度，对“奇崛”之文加以认识，他认为桐城诸老为“海内所宗”，但“雄奇瑰玮之境尚少”，在曾国藩、张裕钊的努力下，“文体一变”(56)。前文已经介绍方宗诚对姚鼐在编纂《古文辞类  》时，对有关经世文章十分重视，推荐生徒选读学习。而吴汝纶在清末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对此书的推崇更显突出。吴汝纶认为《古文辞类 》是“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六经后之第一书”，日后“西学盛行”，中国之书“行当废去”，但“独留此书”，则“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57)。但在桐城派文学理论发展与继承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显得有一定的差异。如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叙》中，极力推崇其师方东树，认为他“少学于惜抱，而不为其说所囿，能自开大以成一格”；而吴汝纶则认为梅曾亮为“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58)。这些对前辈名家认识上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丰富了桐城派文学思想的内涵。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是方宗诚晚年提携的桐城后劲，他们对方宗诚的文学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继承、创新。在文学与经史关系上，马其昶曾言“为文而不求之经，是无本之学也”(59)。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姚永概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基础上，认为“文益工，则道愈显”(60)，这体现了他也是从内在与外显角度认识两者关系。在文章分类上，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总结文章有六大“功效”：论学，匡时，纪事，达情，观人与博物(61)。其中“纪事”与“达情”继承了方宗诚的观点，而“论学”与“匡时”又与“晰理”有密切关系。“雅驯”作为方宗诚所重视的为文标准，也为这些后学所接受。姚永概在点评其兄姚永朴诗歌特点时说：“仲实诗文驯雅，有法度可诵，皆有为而作。”(62)马其昶认为传记之文，要想成为一家之言，必取“迁、固之遗法，本末翔实，而一归诸雅驯”(63)。 总之，后世学者论及桐城派在近代转型时期的发展时，无不肯定曾国藩之功，胡适曾说“曾国藩的魄力与经验，确然可算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64)。而方宗诚作为与曾国藩同时期的桐城派人物，对桐城派中兴之业，建树良多，功不可没。特别是在古文选本、生徒学习方法上多有创造；在文学思想上对前人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并与同时期友人相互研讨，互相影响，使桐城派文学理论得到传播与弘扬，并给转型期的桐城派文学思想与理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客观地说，他们虽然无法超越方、刘、姚等前辈大家，但体现出来的纯正雅洁的文风，与前辈一脉相承的文学观念，以及所呈现出的与时俱进的创作特色，都展示了桐城派的遗风余韵，也使他们成为近代文坛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