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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宗诚的文学思想 方宗诚的文学教育与其文学思想密不可分，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与教育活动中，方宗诚的文学思想逐渐建构起来，在文学本体论、文体分类、文章风格及桐城派发展上，既有承续也有创新。 第一，在文学本体论上，方宗诚多从文与经史、文与道者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关于文学与经史之间的关系，方宗诚认为经史为“根柢有用之学”(22)，而且文学与经史并不对立，“经书不可不温，乃道理之源头，即学文亦有根柢”，他选取经书中若干篇章要求学生“熟读”、“熟记”。例如《诗经》中有《二南》、《凯风》、《柏舟》、《淇澳》、《抑》、《武》、《出其东门》、《杖杜》、《常棣》、《鸤鸠》、《蓼莪》、《文王》、《敬之》、《闵予小子》、《板板》诸篇，《尚书》中如《五子之歌》、《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旅獒》、《金縢》、《无逸》、《蔡仲之命》、《冏命》，《易经》中如《六十四卦》大象、《谦卦》、《家人卦》等，《礼记》中如《曲礼》、《内则》、《学记》、《儒行》(23)等。同时，他认为学习经书，对读其他类书籍很有帮助，他说：“皆以此意相求，则不至泛滥而无主矣。凡此类之切身心者，能熟读玩味，则其他亦易记易明。”(24) 长期以来，桐城派作家强调文与道的关系，这也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方宗诚在《斯文正脉》的序文中说：“道之显者，谓之文。”在编选的三卷本《文章本原》跋文中，开篇便言“道与文一”。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方宗诚一方面承续姚鼐有关“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主张(25)；另一方面他对文与道的关系，是从内在和外显角度加以界说，“道”的外显是“文”，即看到了两者的联系，也看到两者的区别。“道”就是“理”，“其著于外而言，谓之文”(26)。 第二，在文章功能与分类上，方宗诚于《古文简要叙》中，将文章功能总结为晰理、纪事与抒情三个方面。晰理之文即可以应用于“自身心性情之近”，也可以是“家国天下之远”。凡患难死生之变，喜怒哀乐之节，视听言动之宜，“千条万绪，变变化化，不可端倪，是是非非，混淆杂出”。只有通过晰理之文，可以“明诸心而处其当”。纪事之文，既要有圣君贤臣的功绩，也要有暴君污吏的恶行，这类文章的作用是“昭法戒”，“使后之人多识多闻”。抒情之文包括违顺苦乐之境、存亡聚散盛衰之遇等内容，通过“发愤宣悲，写人情之所难言”(27)。方宗诚将文章分为说明文、记叙文和抒情文三类，这实际上是对古文分类法的发展。古文分类在姚鼐《古文辞类  》编选之前，存在着分类日益繁琐的趋向，姚鼐编选古文后，以“为用”为标准，划分十三大类，实际上划分为应用文体与文学作品两种，但并没有明确说明。方宗诚的三分法是对古文文体划分的进一步发展，也更加接近现代文体的划分方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创新，就是发展。第三，在文章风格上，方宗诚提出“雅驯”为文章旨归。他认为“义理、经济、事实、考证”等文章，皆必归于“雅驯”。“雅驯”是指文辞优美，风格典雅不俗。方宗诚在编选、点评文章时，以此为标准。如他在《桐城文录叙》中，回顾明代之前桐城之文的特点是“尚经济，矜气节，穷理博物，而于文则未尽雅驯”。而从方宗诚文集中对“雅驯”的使用，可以看出，他将其应用于文辞表达、文体选择上，例如他说“辞有不雅驯”者，这里是从文辞角度，强调“雅驯”；在校刊《日知堂集》，将“无甚关系及文体未雅驯者”删除(28)，这就是从文体上来强调“雅驯”。同时，他倡导“雅驯”的为文主张，也影响了弟子和生徒。马其昶撰写《桐城耆旧传》一书，堪称是桐城派发展史的重要文献资料，马其昶在序文中说：“余维传记之作，蔚然成一家言者，必窃取迁、固之遗法，本末翔实，而一归诸雅驯。”(29)可见他认为撰写传记作品，要成一家之言，必须取法于司马迁、班固，标准是内容翔实，文辞最终要归于“雅驯”。也只有做到“雅驯”的文章，才能传诸后世，流芳千古。 第四，对桐城派文学发展的认识。方宗诚对咸丰以前桐城派的名家、文派本身的发展多有评述与总结，对戴名世的文章价值重新予以挖掘与肯定。在《桐城文录叙》文中，有关桐城派三祖的传承及各自特点问题，方宗诚认为“三先生实各极其能，不相沿袭”。这就抓住了桐城派文论思想中“求变”的核心特点，桐城派三祖虽有师承渊源，但是并不死守师法，而是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方宗诚认为方苞以学胜，刘大櫆以才胜，姚鼐则以识胜。他用“才、学、识”三字，精炼地总结了“桐城派三祖”各自特点，这也是对方东树观点的肯定和支持。方东树曾对方宗诚说：“望溪之学，海峰之才，惜抱之识，性情体态迥乎不侔，而皆克杰。”(30)姚鼐作为桐城派文论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散文特点，方宗诚总结为“神韵为宗”，后世学者在研究姚鼐散文特点时，多引用此观点予以论述。对于姚鼐之后桐城派的发展情况，方宗诚认为有两大特点：“自植之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31)他敏锐地指出了桐城派作家进入嘉庆、道光年间的发展与变化，尤其是对于经济之学的重视。这篇叙文是方宗诚对咸丰之前桐城派发展的总结，体现了当时学者对于桐城派的认识与思考，其中的一些观点，至今仍为学界所认同，并进一步阐发，这对于后世研究桐城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方宗诚积极肯定戴名世在桐城派发展中的地位，为后世的“桐城四祖”说提供了依据。戴名世是恫城派的先驱者(32)，方苞曾评价说：“所见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之可扳以进于古者，仅得数人，而莫先于褐夫。”(33)但戴名世在康熙年间因《南山集》案遭到杀害，此后很长时间，戴名世之名不显于文坛。姚鼐在创立桐城派时，追溯师承，阐明文统时，只提到方苞、刘大櫆。在道光、咸丰年间，后学人士在总结桐城派发展时，也多涉及方、刘、姚三人，认为“桐城自望溪方氏、海峰刘氏、惜抱姚氏三先生起，以经学、古文倡后进”(34)，对戴名世涉及较少。方宗诚在编纂《桐城文录》时，选录戴名世的文章六卷，评价戴文特点是“文颇得司马子长、欧阳永叔之生气逸韵。其空灵超妙，往往出人意表”，但因为愤世嫉俗之作尤多，故在“蕴畜渊懿、沉深高洁”上，与“桐城派三祖”相比，稍显逊色(35)。但方东树非常欣赏戴名世的文章，方宗诚说：“从兄植之先生晚岁又并推戴氏潜虚。”(36)可见，方宗诚对戴名世之文的重视与赞赏，与其师方东树的影响不无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