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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方宗诚是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在其教育活动中，文学教育成为其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文学教育过程中，通过选编、节录、评点等方式编写新的文学选本作为教材。注重掌握文法，强调在读文与作文中，突出文章主题和篇章结构。重视诗歌对生徒性情养成的重要作用。方宗诚的文学思想在文学本体论、文章功能与分类、文章风格及桐城派文学发展上既有承续也有创新，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并且，他通过整理乡邦文献，保存大量先贤诗文；通过文学教育，培养出一批桐城派作家，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力。 【关 键 词】方宗诚/桐城派/文学教育/文学思想 【作者简介】江小角，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杨，安徽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安徽 合肥 230039)。 方宗诚(1818～1888)是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私塾授徒，中年游幕时讲席三地书院，为官枣强期间又曾创建讲舍与书院。可以说，施教育人、培养人才，是他人生中的重要活动与收获，而古文教学则是教育实践的内容之一，有关古文教学的内容、特点也集中反映了方宗诚的文学思想。相对于其他桐城派名家而言，学界关于方宗诚的研究成果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经学、方志学、交游与理学思想等方面①，有关其文学思想与创作方面的研究，未见有专文论述。本文从方宗诚的文学教育实践与文学创作主张出发，通过对《柏堂集》的解读，并利用相关桐城派名家文集等资料，总结方宗诚在古文教学上的成就，探讨其文学思想、创作实践以及和桐城派后期发展的关系。 一、方宗诚的文学教育实践 方宗诚从事教育活动，主要以私塾授徒与书院讲学为平台。他早年在家乡私塾授徒，所收生徒主要有两类：一是友人与自己家族子弟，如吴调鼐家、何衍福家②，长子方培浚③、族孙方涛等；二是“里中后进之士”慕名而来，如萧穆，“以余有一日之长，多相从问学”④。中年游幕各地，先后讲席商河麦邱书院、直隶衡水书院与安徽庐江书院⑤。为官枣强时，创建正谊讲舍与敬义书院，并利用公务之暇，亲自给书院诸生授课讲学。晚年辞官归里，对家乡后学给予提携与指点，主要通过问学解惑与点评文章等方式进行施教，组织形式较为松散，但仍培养了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桐城派后期大家。无论是在私塾，还是在书院，古文与经学都是方宗诚教学的主要内容。在文学教育方面，方宗诚采取的教育措施有： 第一，通过选编、节录、评点等方式，编写新的文学选本。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  》为后世桐城派作家所推崇，有些弟子主讲书院之时，也多用此书进行古文教学。方宗诚也十分重视《古文辞类 》的价值，认为文选中“关经济”、“切世用”的文章，“皆宜熟读”。此外，对于“陆宣公、李忠定、朱子、王阳明奏疏、封事”，“皆当选而读之，最有益于世用”⑥。人生要读的书甚多，要想取得好的读书效果，循序而读尤为重要。所以，方宗诚在教授生徒时，依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形式编写新的教材，应用于教学实践之中。在家乡柏堂授徒之时，方宗诚曾选编了《斯文正脉》和《古文简要》两书。《斯文正脉》选取“周子以来大儒之文，发其旨趣，以会其归”，目的是“既以自砺，即以示学徒”。要求弟子先读此书，领会其精神实质，再“广求诸先儒之书”。这样就能达到“内可以明其心德，养其性情，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外可以经纶天下之大经，参赞天地之化育”⑦。编辑《古文简要》，目的是贯彻友人张宗翰关于古文学习的方法，强调“博而寡要，贪多务得，溺于文”。张宗翰命方宗诚简取韩、欧八家之文，为初学古文之门径⑧。该书可以说是八家古文的简选本，是古文初学阶段的启蒙教材。在枣强为官，给敬义书院诸生讲学，方宗诚通过节录前贤文章的形式进行教学。选录对象包括：一，自己老师的作品，如《节录植之先生遗书》、《节录许玉峰先生集》、《节录曾文正公遗书》等；二，自己昔日故友的作品，如《节录苏厚子征君逊敏录》；三，桐城派名家的作品，如《节录姚惜抱先生论学语》、《节录姚惜抱先生论诗文语》；四，诸子经典，如《节录列子》等。节录这些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后人知晓自己家学渊源，另一方面是让书院诸生通过学习先贤文章，从中受到启发，或为“学修之助”⑨，或为“涉世之助”⑩。后来，这些节录文章多编入《师友遗书》。方宗诚多以书中“切要”、“精妙”篇章为标准，进行选录。此外，方宗诚将自己对文章的评点汇编为《文章本原》一书，供诸生阅读时参考。《文章本原》一书，是方宗诚在家乡为生徒讲授经学时，将《尚书》、《论语》和《孟子》中文章精妙之处，指示一二。一是达到“博其趣”，增加生徒学习经学的兴趣；二是让生徒知晓文与道的关系，“道盛则言文，无别求文于道之外”(11)。 第二，关于生徒的文学学习，方宗诚提出了一套可资借鉴的具体方法。桐城派名家多提倡生徒应通过模拟古文的方式来学习，并通过模拟来讲求文法，而后再有所创新，姚鼐曾总结为“有所法而后大，有所变而后能”(12)。但在实际学习中，有些生徒多模拟，少创作，出现“溺于记诵辞章”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方宗诚主张“原不宜摹拟古人以为文”，“然至于文法，自亦当稍讲究之”。模拟古人为文，弊端在于“虽宗法正大，仍是摹拟而已，其去道也远矣”(13)，虽不宜模拟古人为文，但文法仍应讲求，具体方法是“熟读《史》、《汉》、昌黎以凝其气，细玩唐、宋大家以求其法”(14)，求文法之法由“摹拟为文”转为“熟读细玩”。“熟读精思”是桐城派提倡的主要学习方法之一，刘大櫆、姚鼐等早期桐城派名家，多强调由诵读而得为文之妙，“诗、古文各要从声音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大抵文字，须熟乃妙，熟则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随意生态。常语滞意，不遣自去矣”(15)。而方宗诚则强调置熟读于学习过程之中，注重讲求文法与生徒品性的塑造，使之既能“求其法”，又能“凝其气”，一举两得，事半功倍。 方宗诚重视文章整体主旨和各层次意思的把握，在读文与写作的具体方法上有所体现。“凡读文，先须求其一篇主意，再详分其层次意思”，“再看其气势、笔力、句调”(16)。此外还要富有“情致”与“神韵”，读文章能掌握“命意、章法、气势、笔力、情致、神韵”，如此“足矣”(17)。方宗诚曾评价姚鼐的文章是以“神韵为宗”，故他将“神韵”列入掌握文章写作六大要领之中。还强调写文章“务求此题意旨所在，然后想意思，布局格，分层次，做完又将文细读以审气脉、字句之不稳者，古文、时文皆然”(18)。 第三，在注重学习“为文”的同时，也重视学习“为诗”。方东树是方宗诚从兄，也是其师，曾留有论诗专著——《昭昧詹言》，吴汝纶曾说此书“启发后学，不在归评《史记》下”(19)。方宗诚一生所著诗篇虽然不多，但对诗歌评点及学诗方法却多有思考，这与受业于方东树门下有一定关系。方宗诚对陶渊明、杜甫、李白与陆游等古代诗坛名家特别推崇，他认为“陶诗可以养性情，温厚和平，恬淡宁静，近有道者气象”；“杜诗可以厚性情，爱君，忧国，思亲，念兄弟，笃故旧，近于仁人之用心”；“李诗五古放旷近于狂者，诵之可以扩胸次，化鄙吝”；“陆诗七律近于忠愤，诵之可以激昂志气，振拔精神”(20)。方宗诚对四人诗歌的推崇，更侧重于诗歌对人性格培养、境界提升以及精神升华的作用。强调诗歌学习的方法，要以“读诵”为主，每日应熟读一首，温习数十首。他认为《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对“为诗”者来说，十分重要。方宗诚赞许朱熹论《诗经》主旨的观点，即“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非深明其章句训诂，不能知其言之有叙；非善于讽咏涵濡，不能知其言之有物”(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