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非真的蕴律：活遗产的场所和源泉 想象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并不构成具体现实的活跃的能量。然而考虑到人类生命离不开它，想象并不非得——实际上也不能——和纯粹的幻想混为一谈。毕竟虚构性的写作并不就是虚假性的产生。例如，丁玲的虚构作品就让我们想起人类劫难和社会破坏——特别是包括战争史上大批被强暴的女性——的实际存在。想象，作为看得见的物质身体和看不见的生命灵动的共同寓所，是这些女性成为潜在的能动力量的杠杆，它使她们可能成为转换性社会关系的场所和源泉。正如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所注意到的，那些否则就是“天然”的被动无力者的这样一种对赋权的坚韧争取——这些争取促进和推动了这种写作——在整个20世纪不同时刻都反复地出现在女性实际的生活中。她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拒绝把社会对于“弱质势性别”的规定和对“弱性物种”的设计作为她们的命运，努力从生物种性政治运作的双重暴力的势力场中生存下来，在喧嚣甚至狂暴的社会和社会运动中坚持和坚守着，怀着她们对时代的渴望而工作：在书斋中或者在街头，在戏剧舞台和电影屏幕上，在大学的报告厅中，在公共的论坛或会议上，同样也在监狱牢房、群众集会和武装暴动中[18]。作为社会性的个人和群体，她们为生存而做出的奋斗实际上正是探测未知水域和打开“正常情况下”不可能的可能性之通道的行动。 以“弱所以强”的文学形象出现，正是女性作者们开风气之先的公共性的表达本身。这些女性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包括1890年代维新派社会活动家，辛亥革命中的秋瑾和她的女性同道们，冰心、庐隐和其他1920年代运动中出现的“五四”女性，白薇和1920年代末北伐战场上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女兵，1930和1940年代抗日战争中的袁昌英、萧红和王莹，以及参与1920年代的文学运动和1930年后中国革命的丁玲。在整个中国现代女性社会运动和文学写作的历史中，在漫长的社会经济危机和解体、文明的崩溃和全球连锁暴力无止境的爆发中，被认定的被动无力者这种想象性的争取赋权的行为及其在现实生活中对应或回音，以一种对话的方式相互启示和激发，彼此互为基础。丁玲笔下那位被日军轮奸的老婆婆这样的虚构形象和她所获得的能动性的力量，就像这里讨论的其他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样，是叙述中国现代女性及其革命性想象的关键所在。这指向了一种被强暴者为生存而做出的开拓人性的奋斗及其巨大的遗产，这种奋斗，对其为生物种性逻辑所规定的“命运”构成了内在的挑战，并最终摧毁了它。 这种被动无力者对人性的开拓和赋权的争取，似乎是现代性“最隐秘的秘密”⑧之一。因为按照生物种性的逻辑和词汇，这一现象是无法衡量因而是无法存在的，而生物种性的逻辑和词汇，符合将一切分类命名的现代知识体系的形式规定。在现代时期的编年史和评论阐释史中，这一秘密常常被登记在册，同时又被删除⑨。人文艺术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例如那些从事戏剧演出和社会行为研究的学者，一直在重新演绎如梅洛—庞蒂及其他思想者的批判性遗产，同时主张把“体现”这一概念作为批判地考察文化和政治以及历史的关键词。例如，戏剧学者和理论家菲舍尔－里希特把这个概念置于显著地位，不是为了表达“给精神穿上衣服那样将其身体化，或给观念赋予具体形式或表现”的意思，而是在“把这两个世界(即精神和身体)连成一体的那个过程”的意义上运用它⑩。艺术演出和社会行为研究领域中杰出的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者们，引人注目地把女性身体的观念放到了与其在戏剧舞台与日常场景中鲜活生动的表现的关系中，从而批判性地打开了其中铭刻、再现和运作的现实力量和象征含义(11)。如果从下面这样一个方法论上的主张开始，即如菲舍尔－里希特所指出的“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活动或产品……无论它是一种精神，还是观念，都不能脱离身体来设想它。它总是被体现的”(12)，人们就能而且也必须追寻这些女性实际生活的场景和事件，并且追溯着它们和她们的想象性写作的交会相遇，以及从那里生成并升腾的历史长空中的荟萃星座。 这种交会标示的，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特殊领域，它作为一种辩证运动在起作用。一方面，以想象性写作形式出现而并非实际存在——非真——的事物，在这里表现为能够赋予生命以形式的踪迹和这些踪迹召唤起的作家生活经历中女性身体实际存在的能动力。另一方面，这些作家的种种人生历程，在这里以这些终有一死的人们的想象性的构造表达而存在，这些想象构造是她们的虚构作品的核心活力，而在这些人死后，这些作品仍会在现实世界中留存下去。这些女作家虚构的，但将继续实际留存并进入21世纪的作品，她们当时赋予作品以生命来源而现在都消逝到过去之中的血肉之躯(13)，在相互联结或交汇中，孕育出一种非真的然而却不容否认的存在，它既生成了这样一个领域，又栖息于其中。就好像非真的蕴律一样，这种存在为探求这些女性的写作与生活的特定方式，指示了聚焦的场所：写作与人生在互为构成要素和转化过程中成形，从而充满想象力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人性。这样一种非真的蕴律，并不能完全通过语词中心和文本主导的方式去探寻。受到后现代理论的话词中心范式的限制——或是追随这种范式——一系列关于中国女作家的当代研究也专注于历史材料的话语维度，这种维度把这些女性及其写作着、生活着的身体边缘化了，从而无法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活跃的身体是如何实现不同的社会性驱动，是如何使得某些文化传统的创造性方案和实践成为可能的；这些方案和实践无法化约和通约为文本—话语材料证据，而总是在文本—话语间悠远回荡，挥之不去。话语中心的范式对符号学自身的强调就显示出了它的基本局限和内在极限，无论是其宣称把体现问题考虑在内的一些符号学版本中，还是只是在身体之上的领域运作的符号学的另一些变奏里；前者的批判有效性的代价是在实际分析过程中易于将活着的身体及其生命力边缘化，后者则易于绕过生活着的身体。如果不把中国现代女作家为了从她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中生存下来而再造生命的巨大变革(不进行这种变革她们就无法生活在这个时代)置于我们认知分析的焦点，我们就无法对她们的创造力和创作进行较为贴切的探讨。秋瑾的毕生事业，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语言文本主导的研究中，秋瑾常常被绕过去，因为与其他女作家相比，她发表的作品在量上显得薄弱。然而如果秋瑾被边缘化——更不用说被排除——的话，任何关于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研究都很难切题中肯。她的写作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形成中的一股深邃变革的力量，当我们认识到她的写作是与她对自己身体的重新塑造既无法化约又无法分开的时候，她充满张力的内涵和意义就开始显现了。作为重新想象和建构中国现代女性及其特质的一个战场，这样一种重新塑造中的身体，对于身处世纪之交和现代世界中的女性为重新安置自身而做出的奋斗而言，既具有启示意义，又处于核心地位。她放开她被缠的双足，行走骑马，简直是把已经变形的骨骼回复到它们无法复原的形状，这种非文本的行为细节，提醒我们认真地——如果不是逐字逐句地——看待她说的关于她自己诗歌的话和选用的文字。她那些关于女性激进变革的诗篇中的词语，如她在1904年写道的：“半是血痕半泪痕。”(14)实际上，这里论述到的所有女作家的想象性写作，都强调“血与泪”，用它作为这种写作的资源，或者真正的、身体性的源泉。这种运用反复出现，让匆忙的人们停一停、静一静，聚气凝神，沉入感知，在沉思中摸索怎样去感受、触摸，看见其中涌动激发的东西，并且和它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仅是对我们以发表的文字形式所作的话语表达之局限的一种有益的暗示，更重要的是作为贯穿过去直到现在的一种回响，在我们自己的人性构成中不断运动和浮现。这种物质性实在的血和泪，在文字中无法看见，正如这些女性实际的、不同的身体在她们当时的作品和后来几十年多次的再版中无法看见一样。然而她们痛苦的力量在这些写下来的词语间挥之不去，正如在这些词语中起作用的和感受到的想象和驱动，唤起了那些曾经活过的身体和她们的生活道路，它们既出现又隐没于任何生活场景或历史剧情的成规性和大一统的霸权话语之中。 这种在场的不可见与不可见的在场之间的交叉点，乃是赋予我的研究主题以形式的场所和明确其范围所在。我在这里所考察的对象与更笼统意义上的后现代理论尝试不可化约，后者以尼采或海德格尔的方式，把“真实”与“非真”这“两面”的重合，建立在“真实”自身的形而上学或本体缺席的基础上，以此来颠覆这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相反，“非真”作为一个实践的理念和体现的范畴，是根植于充满了人类蕴律的特定历史现象之中，而非建立在西方形而上学的结构性问题的基础之上。它指向在人类生活中存在(因此就不是“缺席”的)但在物质和象征层面上却不被承认(因此就更近于“缺乏”的概念)的那些事物，在根本上牵涉到通过现代分类认知和政治体制来运作的权力关系的问题(15)。 汉娜·阿伦特曾经把“无法被分类的人”界定为“其工作既不适应现存秩序也没有引入可形成或导向未来分类系统的新类型的那种人”[18]。笔者愿以一种更加具有能动性的方式对她的要点进行修正。那些似乎不适应现存秩序和认知机制或者没有引入其他被承认制度的无法被分类的人，还能做更多的事情。他们能使某种迫切的要求得以诞生，要求去寻找和承认被否定的生命的潜在现实和转化形式的路径，把它们作为打开不同的认知视域和生命存在的源泉。他们作用于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开启我们自己，去迎受他们不可否定的非真存在。本文就是笔者作为那种无法被分类之生命蕴律的一个对话式的见证者和积极的迎受者而开启自己的一种方式。希望这种尝试可以表明，在20世纪及以来一个最为严峻和严酷的战场上，这种蕴律及其生命之域，让我们对于“现代”“女性”“中国”和“女性主义”还有“中国革命”这些词当时所意味的以及现在可能仍然意味的一切，获得了怎样程度的丰富了解，对关于它们的内涵和外延，能获得多么丰富无限的改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