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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优秀的作家在文本的表达上有类似的特点，国外的小说家与诗人有此气象者可以举出许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马尔克斯，都有这样的天才。卡尔维诺在讨论文学文本的时候，强调过语言的轻重问题。他看到了词语背后的强弱变化在审美层面的作用。伟大的艺术家常常与词语进行较量，卡尔维诺认为从文艺复兴起，艺术家就显示出这种高明的技艺。在论及达·芬奇时，他说： 他的手稿是与语言进行斗争的绝妙文献。他与粗糙的、结结巴巴的语言进行斗争，寻求丰富的、细腻的、准确的表达方式。弗朗西斯·蓬日把思想形成的各个阶段都发表出来，因为他认为真正的作品不在于它的最终形式，而在于为了逐渐接近这个最终形式而采取的各个步骤。 只有敏感的作家，才能够感受到文本的隐秘。鲁迅当年在阅读迦尔洵、安德烈、尼采的文字时，就感受到词语背后的幽夐之美。在这样的词语里，一切都在开始，没有终点的跋涉在召唤人们向未知的世界挺进。《野草》在精神上是一种超常的速度，词语的强弱之变改变了认知的图式。我们可以和欧美的现代主义气质明显的文本相比，它们深层的幻觉所牵涉的意象，把视觉、听觉的感知逻辑更为强烈的诗意化了。 如果不是从鲁迅式的表达入手，我们对文本的把握可能有些问题。鲁迅厌恶学界的语言，以为有酸腐气和暮气。与鲁迅的文字相逢时，倘以士大夫与道学的词语对话，终究会词不达意。所以，研究鲁迅的文本，没有诗人气质与哲思的对应，也是不得其妙的尴尬。可以说，鲁迅写《野草》，是一次自我再生的过程。他在无路中走路的绝然，带来一种脱俗的冲动。旧有的时空在岩浆般的激情的冲击下坍塌，代之而来的乃创世纪式的轰鸣。我们的古人在泼墨为文之际，即便是沉郁极点的时候，词语依然有温润的秩序，辞章的转化都在规则之间。鲁迅的《野草》，全然没有这些，词语在不规则里转动，却直指内心的隐秘。当环境使自我的表达不适的时候，当陈词滥调充塞文坛的时候，《野草》式的表达，就有了一种自救的可能。鲁迅在无词的言语里救出自己，后人也于其间被救。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时时感到了这样的内力。 这或许就是一代又一代人对其文字颇感新鲜的原因。每一代人进入《野草》，就如同被电击般地感到一种振颤，在没有意义的地方发现了意义。而且情思是如此浩大，如同不绝的光源辐射到我们的内心。张洁宇这一代进入鲁迅世界时所呈现的心境，已远不同于孙玉石那代学者。但她所表达的精神的幽微与冲荡感，与前人并不隔膜。我在书中读出了历史的回音。鲁迅传播史中动人的环节，在这里是可以找到的。 想起李何林先生当年关于《野草》的文字，感到几代人思维方式的变化。八十年代的《野草》研究，是有一个对话的场域的。李何林、许杰、孙玉石彼此在默默攀谈，他们之间的争论，可以看出学术语境的差异。但现在的学术探讨，似乎都是独自面对文本，自言自语的时候多了。关于《野草》研究，是有过争论的。李何林就写过《〈野草〉〈故事新编〉的争鸣》一文，言及不同思路的交锋。我印象最深者，是关于鲁迅文本的解析应“实”一点好，还是“虚”一点好呢？他列举许多看法，给研究者的思路是多样的。《野草》最难办的地方，其实就是如何面对虚实的问题。鲁迅的表达有时候是从现实出发，又远离现实，将精神以变形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周作人就从鲁迅的文字中，看出诗的因素大于史的内容。所以对文本的分析不能过实，将诗与史对应起来看，不以史害意，非因词乱史，是可行的办法之一。鲁迅的复杂性，随着文本的细读，能够体味得更加明显。 所以，进入《野草》，一方面要弄清鲁迅与现实对话的语境，一方面要理解其撕裂词语的用意。过于切实，可能把诗意的隐含搞得无趣。而过于空灵，则与生命体验的纠结远了。理解鲁迅的难度在于，他和现实对话时，把流行的汉语颠覆了。我们以现实的语境去衡量他的词语，往往有南辕北辙的错位。鲁迅研究史中，这样的错位一直没有消失过。不懂得他对现实判断的复杂性以及表达的隐曲性，我们可能离他更远。 是否可以这样说，《野草》研究，是有一种经脉在的，这里涉及词语与哲思、爱欲与复仇、慈悲与反抗诸多问题。而核心的，则是历史与审美之间的张力。这个张力是在冲突里完成的。雅斯贝尔斯在一篇文章里引用尼采的观点说：“衡量大哲学家的标准乃是看在他们内心之中究竟蕴藏着有多大规模的矛盾”。鲁迅的文本，就是多种无解的矛盾的纠结。一方面在回答现实的问题，另一方面，在面对心灵的问题。当这两方面问题都无解的时候，他以无所希望的坦然抵抗了现实与精神的难题。这种抵抗，不是自恋地告知读者他能抵达何处，而是直面自己的有限性。恰恰是这种对有限性的凝视中，才敲开进入无限性的大门。他在极为不可能之中，实现了自己的可能。有人说《野草》有鲁迅的哲学本色，无疑是对的。只有经历了与鲁迅近似的体验，对其文本才会有亲昵的感觉。而能于此得到一二心解，则幸甚至哉。 2013年3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