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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的君臣和谐理念及其文学意义(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学术论坛》2013年8期 管宗昌 参加讨论

    三、《吕氏春秋》君臣和谐理念的文学意义
    君臣和谐和悲士不遇是关于君臣关系相辅相成的一对文学主题,这对主题在先秦时期逐渐成形,时至汉代最终定型。先秦时期,这两个主题呈现的是错位发展,并非同时成形。
    最早在文学中自觉地对君臣关系主题加以表现的当属楚辞。屈原将君臣遇合作为理想,也自命为贤臣,可是他未遇明君。所以,屈原作品虽有君臣和谐的描绘。但表达更多的是怀才不遇的牢怨和悲愤。如《惜往日》中就同时具有这两类情感: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厖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独鄣壅而蔽隐兮,使贞臣为无由。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5](P131-133)
    屈原也曾追忆于君臣和谐的往日,然而更多的是当下见馋遭弃、终受放逐的发泄。他也描述百里、伊尹的重用,勾画出君臣和谐的图景。然而,“不逢汤武与桓缪兮”却是对遭遇明主的渴望,更是对当下不遇的怨愤。这里呈现的是君臣和谐和悲士不遇两大主题的交织,但无疑是以悲士不遇为主。
    当然,《离骚》《惜诵》直至宋玉《九辩》等作品,关于士不遇的悲愤表达得就更为简单而直接,基本看不到君臣和谐主题:
    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惜诵》)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离骚》)
    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积思,心烦憺兮忘食事。(《九辩》)
    自身贤德忠淑却不遇明君不得伸展,成为以上作品的主色,“发愤以抒情”[5](P106)(《惜诵》)是基调。所以,楚辞作品有时呈现出君臣和谐与悲士不遇的交织,但真正标志的却是悲士不遇主题的成形,至于君臣和谐主题并非这些作品的主调。
    君臣和谐主题出现很早,但其明确化、理念化却要推至战国后期。“以圣主贤臣遇合为主题的诗歌,最初见于《诗经·大雅》,是对明君贤臣默契理政的客观反映,但还没有作为明确的理念直接加以表达”[6](P16),这准确道出了这一主题的早期特征。比楚辞晚近的《吕氏春秋》,其君臣和谐理念已较为明显,不仅在议论中有意加以论述,还有对其内涵的具体展示,其中寄寓着策士文人对于君臣关系的美好理想。充分说明策士文人已经不再是客观描述君臣和谐的事实,也非视之为单纯的政治话题或哲学命题,君臣和谐已成为与个人命运、理想关联的自觉诉求。
    汉代文学中两大主题双线并进最终定型。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报任安书》、东方朔《答客难》、庄忌《哀时命》、王逸《九思》等等,都有共同的情绪:生不逢时的哀怨,属于悲士不遇主题。其直接的源头就是屈原为代表的先秦楚辞,这些作品大都以屈原的遭遇为背景感慨不遇。将不遇的原因或归结为不遇明君、不被理解,或为生不逢时,或为命运不济,或为遭谗受嫉。这类主题显然已具备相当丰富的内涵。
    在汉代文学中,遇和不遇是并存的交响曲,两大主题都在此际定型。君臣和谐主题在史传文学中展现得颇为鲜明,如《史记》之《枚乘传》《主父偃传》等均记载君臣相得、相见恨晚,是作者君臣和谐理念的展现。除此,汉初梁园也多见此类作品。诸如枚乘《柳赋》、邹阳《酒赋》、公孙诡《文鹿赋》等,这些作品多以物喻人,直接反映出汉初文人的幸遇心态。
    君臣和谐的直接表现是臣得遇合、受君幸遇,然而这显然不是所谓君臣和谐的唯一。受君幸遇有个重要的道德前提:臣须仁德贤淑,而非以幸佞见宠。《史记》《汉书》分别有《佞幸列传》《佞幸传》,正是对这种佞人的指刺,这种因佞受宠显然不是中国文学所阐释的君臣和谐。
    王褒有《圣主得贤臣颂》,可以看作汉代文学君臣和谐主题的典型,对此都有成熟见解:
    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由此观之,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
    ……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世平主圣,俊艾将自至。
    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一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7](P869-870)
    作品中尽言贤人之于君国之重要,圣君之于人臣之必需,君臣相得之功效。王褒认为,圣主必得贤臣方成事业,而贤臣必得明君方能显德奏功。君臣遇合是种理想状态,但必须辩证辅成:君要知人善任、臣要贤德有能,双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吕氏春秋》展现出明显的君臣和谐理念,也曾展示出其具体内涵:臣要死义尽忠、要敢言善言,君则要知人善任、从善如流。就具体内涵看,王褒对君主的期待与《吕氏春秋》一致,其对臣属的要求虽不尽一致,但“贤臣”“俊士”的要求显然是对死义尽忠、敢言善言的统筹整合与拓展。才能、功业、道德、品性等均成为贤俊的应有之义,其内涵比《吕氏春秋》更为丰富。其根本上沿承的仍是《吕氏春秋》以来的君臣辩证辅成的和谐理念。
    由此可见,《吕氏春秋》中成形的君臣和谐主题,确是在汉代所定型的这一对君臣关系主题的重要渊源之一,其文学意义显而易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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