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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说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②闻一多：《歌与诗》，《闻一多全集》第10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页。 ③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7页。 ④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3页。 ⑤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95页。 ⑥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龚抗云等整理：《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7页。 ⑦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8页。 ⑧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龚抗云等整理：《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7页。 ⑨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浦卫忠等整理：《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675页。 ⑩左丘明传，杜预注，浦卫忠等整理：《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239页。 (11)班固：《汉书》，第1755-1756页。 (12)《论语·季氏》，何晏注，邢昺疏，朱汉民整理：《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261页。 (13)《论语·阳货》，何晏注，邢昺疏，朱汉民整理：《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270页。 (14)《礼记·学记》，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233页 (15)《论语·阳货》，何晏注，邢昺疏，朱汉民整理：《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269-270页。 (16)《论语·阳货》，何晏注，邢昺疏，朱汉民整理：《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269-270页。 (17)黄宗羲：《南雷文定》四集卷一，《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2-83页。 (18)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上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页)王夫之将“兴”、“观”、“群”、“怨”作为诗歌艺术表现不可分割、贯穿为一体的四个环节，而将其串起者则为情，其解释从诗歌艺术表现和表现效果来讲，是对“兴”、“观”、“群”、“怨”的横向解释与理论发挥。 (19)洪兴祖撰，白化文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9-50页。 (20)《文心雕龙·辨骚》，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8页。 (2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531页。 (2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514页。 (2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530页。 (24)韩愈：《荆潭唱和诗序》，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62页。 (25)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五三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19页。 (26)皇甫湜：《答李生第一书》，董浩等编：《全唐文》卷六八五，第3110页。 (27)周济著，顾学颉校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外二种：谭献：《复堂词话》，冯煦：《蒿庵论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页。 (28)钟惺著，李先耕、崔重庆标校：《隐秀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9-250页。 (29)钟惺著，李先耕、崔重庆标校：《隐秀轩集》，第236页。 (30)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94页。 (31)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第627-628页。 (3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丁集中·钟提学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71页。 (33)关于清代诗学家对钟、谭的意见，贺贻孙的观点要平和许多，在其《诗筏》中他说钟、谭二人所选之《诗归》是“生面皆从此开，稂莠既除，嘉禾见矣”，又指出：“今人贬剥《诗归》，寻毛锻骨，不遗馀力。以余平心而论之，诸家评诗，皆取声响，惟钟、谭所选，特标性灵。其眼光所射，能令不学诗者诵之勃然乌可已，又能令老作诗者诵之爽然自失，扫荡腐秽，其功自不可诬。”虽然指出《诗归》有“专任己见”之失，但也看出了钟、谭二人别出心裁的诗学匠心。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7页。 (34)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3页。 (35)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第四册，第2405-2406页。 (36)孟浩然写给张九龄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白居易干进顾况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及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都是此类作品，都具有具体的写作目的，但不妨其为上品佳作。 (3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538页。 (38)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第3页。 (39)梅尧臣：《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84页。 (40)马克思：《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43页。 (41)《文心雕龙·物色》，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693页。 (42)钟嵘《诗品序》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第2页)与上引《物色》篇之句同趣。 (43)莫泊桑曾指出：“总之，公众是由许多人群构成的，这些人群朝我们叫道：安慰安慰我吧。娱乐娱乐我吧。使我忧愁忧愁吧。感动感动我吧。让我做做梦吧。让我欢笑吧。让我恐惧吧。让我流泪吧。使我思想吧。只有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物要求艺术家：根据你的气质，用最适于你自己的形式，给我创造一些美好的东西吧。艺术家尝试着，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法]莫泊桑：《“小说”》，《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3期)个人抒写与社会受众接受适应性间的关系正是如此，或离或合，或亲或疏，“用你的……”与“给我创造”即是如此，它们在不平衡的关系中发展并相互促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