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德裕年谱》,傅璇琮著,中华书局2013年1月第一版,56.00元 李商隐看大局颇有眼光,而处理个人的出处相当软弱,多求乞之贱态,尽管有时也会发火发牢骚。他于人际关系其实不大弄得清楚,此其所以毕竟是书生,而远非政治家或政客也。 傅璇琮先生大著《李德裕年谱》最近推出新版(齐鲁书社1984年初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补订版,中华书局2013年改订新版),该书当初本来是他为深入研究李商隐而先行展开的一项学术工作——近人一般认为诗人李商隐卷入牛、李党争甚深,弄得一生坎坷,诗穷而后工;而李党领袖李德裕(787~849)乃是此一党争的中心人物,只有弄清李德裕,才能明白李商隐——而其书的意义却重大得多了,这实际上是一部牛、李党争史,一部晚唐政治史。傅先生取材之丰富,考辨之精审,案断之发人深省,皆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实为一部新的经典名著。 改革家李德裕一度取得很大的成功,他出任宰相的会昌(841~846)年间,国事大有起色,可惜他很快就被对手打了下去,贬死于海南岛崖州(今琼山县东南),而大唐王朝也愈加走上了下坡路。其间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历史教训,令人生出联翩的遐想和深长的感叹。 如果回到原先的起点,依据此书重新来思考有关诗人李商隐的种种问题,也可以获得许多启发。我近日耽读此书,即专门注意这一方面,实乃不贤识其小之意也。 书中涉及李商隐生平者虽仅为片段,从这些史实中已能获得许多信息,从而大大增加对李商隐其人其诗的理解。试列举四点,略述如下。 其一,李商隐从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各地的方镇使府中担任秘书,替主公做文字工作。他长于骈体的公文,当时的风气非常重视这种文字功夫。李商隐本来学写古文(散文),他的骈文修养来自令狐楚的教诲。擅长章奏的高官令狐楚不仅是他的领导,也是他的老师,对他爱护备至,帮助极大,对此李商隐终生感激,其诗中有“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谢书》)、“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片寄朝云”(《牡丹》)等句,感情是很真挚的。令狐楚年辈甚高,多有政绩,并未卷入后来的党争;而其子令狐绹则是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一党)重要人物,也曾大力帮助过李商隐(特别是力挺李商隐考中进士,进士及第一事在唐代意义重大)。但此后李商隐很快成了王茂元的幕僚和女婿,令狐绹很不高兴,因为在他眼中王茂元同李党走得很近(《李德裕年谱》一书认为王茂元不能算是李党),而深受令狐家恩情的李商隐竟然同王茂元贴得如此之紧,从此他就不大肯再帮助这位才子了,但也谈不上给予多大的打击。他们之间若即若离的交道始终没有断绝。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一向将政见与私交作适当的切割,立场和见解可以不同,老交情还是要顾及的,何况李商隐只不过是一个才情十足的笔杆子,在政坛上本无足轻重,够不上成其为打击对象——当然从此亲疏的分寸完全不同了。 所以,后来当李商隐处境不佳时,还是一再向令狐绹求援——如果他成了令狐绹打击的对象,势如水火,他也就不会去求这个援了。李商隐看大局颇有眼光,而处理个人的出处相当软弱,多求乞之贱态,尽管有时也会发火发牢骚。他于人际关系其实不大弄得清楚,此其所以毕竟是书生,而远非政治家或政客也。令狐绹总有些不大看得起他的意思,而他却糊里糊涂,以为少东家尚可依靠。 其二,李商隐拥护李德裕的政治主张,所以在李德裕业已罢相、李党重要成员郑亚因受牵连被外放之后,他仍然到郑亚手下去任掌书记。郑亚对他也非常器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李商隐属于李党,或李党外围。但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所以在李德裕、郑亚遭到牛党进一步打击时,他并没有受到牵连,只是离开郑亚、回长安去另谋出路而已。那时的党争还不像后来那样株连一大片。当李德裕在台上执政的时候,与李商隐齐名的大诗人杜牧多有歌功颂德之词,等到李德裕一倒台,杜牧的调子就完全变了——从这一角度看,李商隐的节操高于杜牧。当然,李商隐在心灵上已经大为受伤,感伤的情绪日趋浓厚,并在诗歌创作中多有流露。杜牧则并无感伤。看来感伤情绪也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东西,略无感伤者也许正是一个只顾一己之得失并维护得力的风派人物。 其三,为李德裕文集(《会昌一品集》)所作之序,李商隐的初稿本和郑亚的修改本现在并存于世,内容和文字略有异同,由此可知当李商隐编辑自己的文集(《樊南四六》、《樊南四六乙》)时,总是根据自己写的文本加以保存,而不管主公的修改(当然有些文章也许没有被改动,特别是那些关系不大的纯官样文章)。秘书写文章固然要按主公的授意来进行,但这并不妨碍其中也有些他个人的意思,因此足以成为了解和研究他的重要依据,其意义不下于他的诗——当然,从纯文学的角度看,诗是重要得多了,他今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他的诗歌创作来支撑的。而就李商隐当年的地位和影响而言,则诗文皆很重要,文甚至更重要。 其四,当年的吴湘一案,关系非同小可,李党的彻底失败与此案关系很大,此后李商隐的创作,也大受此事的影响,而这一点在过去的李商隐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的估量。 所谓吴湘狱,情况大体如下:先是会昌五年(845)时扬州江都尉吴湘贪污公款,又违反有关规定强娶颜氏女为妻,按法令应判死刑。此案由扬州最高地方官淮南节度使李绅(李德裕入相前担任淮南节度使)审定,上报中枢。或有言其冤者,谏官请覆按,朝廷派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重新调查,结论是吴湘贪污一事属实,娶颜氏女则尚未违反规定。“德裕以为无与夺,二月,贬元藻端州司户,稠汀州司户,不复更推,亦不付法司详断,即如(李)绅奏,处湘死。谏议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书争之,不纳。”(《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李德裕痛恨贪污,执法甚严,但他处理此案操之稍急,不尽合于程序,留下了把柄。吴湘的家族中人有牛党背景,等到李德裕罢相、改任太子少保以后,牛党重提此案,大中元年(847)九月乙酉,“前永宁尉吴汝纳,讼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绅与李德裕相表里,欺罔武宗,枉杀臣弟,乞召江州司户崔元藻等对辨’。丁亥,敕御史台鞠实以闻。冬十二月庚戌,御史台奏,据崔元藻所列吴湘冤状,如吴汝纳之言。戊午,贬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为潮州司马”。到第二年(大中二年,848)初,“西川节度使李回、桂管观察使郑亚坐前不能直吴湘冤,乙酉,(李)回左迁湖南观察使,(郑)亚贬循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至此这件旧案就完全翻盘了,李德裕本人和包括郑亚在内的一批李党人士遭到严厉的惩罚。 郑亚因吴湘狱被贬时,李商隐为他起草过分别致刑部侍郎马植、大理卿卢言(他们主持重审吴湘旧案)等人的信,为李德裕、李绅辩护,为自己鸣不平。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气候下,这种私人信件自然只能如泥牛入海。由此李商隐深刻感受到长安棋局翻覆之可怕,“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年荡寇勋!”(《旧将军》)产生很深的失落和感伤之情,以至于更加转向佛教,逃向虚无。他在离开郑亚、回到长安之后,转而去向牛党新星令狐绹寻求援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但由此又可见他其实也并没有真正走向虚无和幻灭,仍在苦苦挣扎之中。 最后不妨顺便说说,当牛、李两党相煎甚急之时,彼此攻击打压手法甚多,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有关文本中有不少是攻击诬陷李德裕的。对此,《李德裕年谱》中多有辨正。洗去那些涂在改革家身上的污泥,是读来很痛快的文字。不过李德裕亦非完人,官场斗法亦属老手,不无权术和派性,且有辣手,对此似亦无庸回避或回护。《年谱》曾引用一段《资治通鉴》会昌二年九月的记载:“上闻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问李德裕。德裕素恶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其从父弟左司员外郎敏中,辞学不减居易,且有器识。甲辰,以敏中为翰林学士。”并就此指出,这一段李德裕排斥白居易的记载“系司马光出于对于李德裕的偏见”(第340页)。按司马光对李德裕的偏见自亦有之,但《资治通鉴》一书中对其人领导平定叛乱、安定边陲的政绩记载相当丰富,很讲究史家的“直笔”。他说“德裕素恶居易”应当自有其根据——他能看到的史料比我们今天要多得多。白居易与牛党要人杨虞卿为姻亲,晚年世故甚深,身体也不大好,一向远离政争,而感情上与牛党为近,李德裕讨厌其人似在情理之中,亦无伤大雅,无所用其回护。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写年谱和传记,很容易在感情上倾向于其人,此事虽颇常见而实应予淡化,只要写出实际情况,特别是其中的种种复杂性,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史家的责任。 朋党相争,总归没有什么好结果。《李德裕年谱》一书值得认真学习和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