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白的“颍河镇”系列小说，致力于反映20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在“颍河镇”留下的痕迹。中篇小说《风车》是其代表作之一，小说呈现的是1950年代“大跃进”前后颍河镇的地方生活景观，其中修建池塘和风车等部分情节，在墨白此后写作的《雨中的墓园》等作品中有所延续，是可以放在一起来谈的。阅读《风车》，很容易联想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两篇小说都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小说中都有一个“风车”的关键意象，而且“风车”的寓意基本相同：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建构出来的理想乌托邦，都是一种对美好未来的许诺，都是和现代化和机械化联系在一起的，和人的自由和解放联系在一起的。
    所不同的是：《动物农场》写作于1944年，正值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如日中天之时，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而资本主义则声名狼藉，旧殖民主义体系出现分崩离析的态势；而《风车》写作的1991年左右，正赶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到严重的挑战，自由主义在知识分子中成为一个新的神话。两篇小说在叙述革命历史时出现在较大的差异，是与两个时期不同的政治格局、意识形态环境、文学潮流密切相关的，也与两位作家不同的精神结构密切相关。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资本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展开，我们对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有了较为深刻的体验，对消费主义控制下的文学写作也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比较两篇小说的历史观、叙述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及其语言特征，并由此审视1980年代末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应该说还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一、两种不同的历史观
    1940年代初期，英国和苏联建立联盟关系，英国的各类媒体热衷于赞美苏联，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再次活跃起来。在对苏联的阵阵赞美声中，奥威尔完成小说《动物农场》。小说旨在打破苏联神话，振兴社会主义运动，消除苏联神话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极影响。奥威尔曾说：“我在一九三六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深刻影响下，奥威尔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出发来观察和分析革命历史，把“经济基础”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分析的逻辑起点。在《动物农场》中，他频繁地使用“食物”、“口粮”、“饲料”、“劳动工具”、“劳动成果”、“分配”、“福利”等词语对苏联革命的起因及其遭遇的挫折进行分析。
    在冷战思维的支配下，不少左翼和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倾向于把《动物农场》理解为反社会主义的小说，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在这部小说中，奥威尔对苏联革命史在整体上还是持辩证分析态度的，更多的是对复杂的革命历史的严肃反思。在历史叙述上，奥威尔是有着自己的野心的，他试图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相互对峙的世界格局中描述苏联，他从“庄园农场”改名“动物农场”再复名为“庄园农场”的过程，“总体性”地呈现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酝酿、兴起和最终向极权主义发展的过程。
    奥威尔并不否定“风车”的美好理想，他充分肯定老少校的“奇怪的梦”，肯定国际歌《英格兰的生灵》所期待的“未来黄金时代的美好前景”，肯定动物们为追求民主、平等和美好生活而发起的革命。对革命胜利之初新的专制尚未形成之时的苏联，奥威尔也是心向往之的：寄生虫琼斯被轰走，“动物有了更多吃的东西。休闲时间也更多了”，动物们翻身做主后工作效率明显提高，精神境界明显提升，“农场的无论哪只动物，甚至没有偷吃过一口草”，“没有当小偷的，没有为口粮份额发牢骚的，往日里属于生活中家常便饭的吵架、互咬、妒忌等，几乎已经看不到了。没有旷工的，或者几乎没有”由于不必担心偷盗等问题，动物们在安全防卫方面节省了一大笔开支。奥威尔还写到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生命力：动物农场革命成功后，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到周边的农场，《英格兰的生灵》到处传唱，连鞭子也压不住，“人们倾听这歌声，禁不住暗暗打寒颤。似乎从中听到了他们在劫难逃的预告”。为对抗社会主义，“人们”千方百计地诋毁、污蔑动物农场，但他们也不得不钦佩动物农场高效的管理机制。
    在1940年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奥威尔尊重历史的复杂性，并坚守思想自由和社会民主的立场，持续不断地从总体性的视野寻找历史的发展方向，探索实现思想自由和社会民主的途径。他深知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中，根本无法实现自己“民主”的社会理想，因此更多地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在《动物农场》中，奥威尔虽然正面书写了苏联“大清洗”的残酷，但对此不乏同情和理解：“我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蛮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谴责他们，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奥威尔期望能够建立非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以此保证思想的自由和个人的民主权力，因此他对社会主义向极权主义方向发展充满警惕。在《动物农场》中奥威尔仔细描写了动物们在追求风车理想的过程中，是怎样产生了宗派主义斗争、个人崇拜和极端专制；美好的理想是怎样为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破坏；群众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和民主素养，又如何使得专制和特权思想侵入社会主义的肌体。
    奥威尔的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是唯真是取的，他对各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述充满警惕。《动物农场》以大量篇幅揭示吱嘎（动物农场主观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人们”（资本主义）、弗雷德里克（德国法西斯）、皮尔金顿（英国）等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而随意篡改历史，通过控制“过去”来控制“现在”乃至“未来”。奥威尔坚信历史真实是存在的，他极其反感“对事实进行重构，并最终取消事实”，并强调“真者为真，假者为假。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未来世界的命运可能就悬挂在这样简单的道理上”。唯真是取并非简单地排斥“谎言”，在奥威尔眼中，“谎言”也是一种历史真实：在资本主义世界不断诋毁社会主义的舆论攻势中，为了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动物农场不得不反复地宣传并夸大自己的成绩，频繁地庆祝自己的胜利，想方设法地掩盖粮食短缺的危机，并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假想敌雪球。
    墨白的《风车》创作于1991年，酝酿的过程可能是在1980年代末期，正值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陷入“危机”。戈尔巴乔夫力主开放媒体和舆论，主张“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文学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名字和空白点。否则就不是历史,不是文学,而是人为的应景之作”。一时之间，批判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作品潮涌而出，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受到致命的冲击。某些长期被压制的“异端”文学通过《苏联文学》等杂志进入中国。这个时期，墨白与他的同辈作家们正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走向成熟，他们与苏联的这股新浪潮不期而遇了。他们津津有味地阅读帕斯捷尔纳克、普拉东诺夫、巴别尔、布尔加科夫等人反对斯大林体制的作品，这些作品唤醒了他们创伤性的历史记忆，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认为这些作家是“持有不同的政见”，代表着作家的“艺术良心”。
    在新浪潮的影响下，墨白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更多地关注那段历史的“荒诞性”与“非人性”：把南方的风车引进到水源不足的豫东平原上，本身就是很荒唐的事情；老黄牛因为是“集体的”和“无产阶级的”，在理论家心目中的地位竟然高于公社社员；理论家喷在别人脸上的吐沫和因愤怒而放出的响屁，也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意义；右派分子和理论家的尿，竟然被区分为不同的政治等级；木匠像机器人那样，不停地机械地拉着空锯，却没有一丝锯末飘下来……无可否认，历史中是存在这样的荒诞性因素的，作家可以放手去书写。我所担心的只是把“荒诞”因素上升到历史观的层次：在墨白及其同辈作家中，普遍存在着把历史尤其是革命历史荒谬化的观点。这种观点牢固地控制着作家们对历史的书写和想象，成为他们走进和反思革命历史的阻力，并严重遮蔽了革命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然历史是荒诞的，那还怎么可能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呢？
    我们有理由认为：1990年前后兴起的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潮流，正是当时全球涌动着的新浪潮的产物。在新浪潮的裹挟下，从至高无上的“人权”、“人性”与“性别”等角度来质疑革命历史，成为一种写作的时尚，成为一种把历史抽象化的教条。许多作品热衷于讲述“革命压抑人性”、“革命破坏民主”、“革命压迫女性”的故事，这并非作家们长期深入研究历史的结果，而是新浪潮催生的流行观念的产物。在《风车》中，墨白也把“民主”、“性别”等问题作为审视历史的出发点：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同情和帮助别人的权利、爱惜公社被浪费了的红薯的权利；在公共食堂里，某妇女因吃得太饱而被队长强行解开裤腰带，某汉子连拉肚子的权利都没有，被队长强迫一碗碗地吃公社里的大肥肉；老穆的酱菜作坊被强行拆除，他因为留恋私有财产而被塞进了棺材；地主婆因保护祖坟，被捆住双手双脚，用四根粗壮的木橛子固定在地上而悲惨地死去……桩桩件件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但我们对此并不陌生，这些年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不是都在不约而同地释放着生产着这样的历史信息和历史知识吗？
    由于未能把“人权”、“人性”、“性别”等问题放到当时的“社会结构”中思考，墨白和他同辈的作家们习惯于书写革命对“民主”的破坏、革命对“人性”的践踏，而不愿去正视革命历史的另一面，不愿去思考是否还存在另一种叙述的可能性：在革命历史的天空中，既有严重的失败，也有可喜的成绩；既有阴霾笼罩，也有风和日丽；既有知识者失去人权的屈辱，也有卑贱者得到尊严的欢乐。小说对建造风车的整体否定，明显指向当时的大兴修水利运动。这个运动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缺点和失误，但它是否一无可取呢？这个运动是否扩大了可灌溉土地面积，是否提高了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是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历史研究者和社会研究者不是一直在争论吗？率性而为地用隐喻或象征来宣告它的“荒谬”与“失败”，这能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吗？《风车》对“大锅饭”的描写，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办公共食堂整体上是失败了，但它所联系的也不仅仅是小说中所描写的浪费与专制。在1958-1959年各文学报刊上发表的许多短篇小说中，大办公共食堂就曾以另一幅面孔出现过：它是与“家务劳动社会化”相联系的，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无法解决的“妇女解放”问题，可以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因此妇女们是坚定的支持者；它是与“节省劳动力”、“节省燃料粮食”、“提高劳动效率”、“迅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相联系的，因此基层干部们是积极推动的，他们还认真地探索如何以民主的方式办好公共食堂；它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联系的，农民们可以节省出更多的时间学知识，吟诗、作画、学哲学……当然，历史从来都不会按照理想家们设计好的轨道向前发展，严肃追问这次大规模的社会实验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在什么力量的推动下走向失败的，也许要比简单地宣判它荒诞不经更有益些。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以庸俗社会学来否定小说中的叙事学，但如果小说的叙事都抛弃了社会学，这是不是同样也很可怕呢？
    墨白在《风车》中所呈现的历史观，正是1990年代以来在作家们中间流行的历史观：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继续追问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好像已经是愚不可及了。作家们于是放弃了对历史的“总体性”的追问，丧失了历史的“方向”感，同时也丧失了在“总体性”中解释历史的能力。不少作家为了反叛主流历史叙述的专制性，致力于“打碎”和“拆解”过去的宏大历史叙事，探索新的历史叙述的可能性，并由此产生历史叙述的严重主观随意性，使历史成为人言人殊的“迷宫”。大凡从事过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杀猪容易养猪难，建构历史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耐心，需要更为艰苦的阅读与思考，需要深入到矛盾重重的历史事件中去梳理“制度”、“文化”、“思想”、“精神”等等的遭遇和历程。而“打碎”或“拆解”历史则要容易得多，无需顾及历史事件的“规律”和“秩序”，无需追索不同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只要凭着虚构和想象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历史解构历史了。
    在墨白的心目中，历史是没有什么“总体性”的，也是没有什么“真实性”的，历史被等同于“时间”和“记忆”，被降格为一个个琐碎的“事件”。他曾反复地说：自己非常重视自身的记忆，“时间在我的回忆之中丧失了秩序”，“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历史就是某个人从某个带有主观意识的侧面所看到的某个事件的某个方面，历史就是某个人的好恶。”这真有点不可思议，历史如果只是“某个人”对“某件事”的内心感受或生命体验，与“大多数人”的生存经验无关，与阶级、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生存经验无关，那历史就真的成为一地碎片一地鸡毛了，也就再也谈不上什么可以共享的历史了。在近年来的文学批评中，鼓励作家解构历史的言论比比皆是，我不知道是作者们怎么想的，难道把历史打成一地碎片，我们所期待的民主和自由就会翩然而至吗？
    墨白在叙述历史时，喜欢抓住自我生命“此在”的一瞬间，勾连起过去、现在和未来，喜欢把过去与现在交揉在一起，营造混沌的意象和神秘化、梦幻化的氛围，喜欢在时间之流中思考人的本质与存在、生与死、爱与欲、权力与人性等等普遍性的超历史的抽象问题，并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中把自己封闭起来，而不愿意真正沉潜到历史中去追索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因素对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深刻影响。在创作《风车》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告别革命”、“拒绝崇高”的社会心态在潜滋暗长，创伤性的历史记忆被不断地强化，“历史是怪诞的”、“历史是非人性的”观念逐渐流行。作者没有深入到当时的国际局势和社会结构中去审视“大跃进”的历史，给这段“荒谬”的历史以“合理”的解释，就顺应着当时的社会思潮把它荒谬化了。这种按照流行的观念叙述革命历史的方法，在此后的小说写作中被沿袭成风。单从历史和历史叙述角度讲，这与其说是探索，不如说逃避，与其说是新锐，不如说是守成。真正具有探索性和实验性的作品，应该给读者提供一些流行观念之外的东西，为他们提供认识历史的新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再地重复某些已经定型了的历史观念。
    这样说或许有些过火，但绝不是要和墨白较劲，只是想以他为例来谈我能够意识到的某些不好的现象：1990年代以来，许多著名作家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更多关注的并非历史本身，而是所谓的历史观念的更新。墨白也如此，他痴迷于对历史观的思考，痴迷于对历史哲学的阅读。但这些思考和阅读，并没有加大与历史本身的摩察系数，并没有和具体的历史问题很好地结合，因此也很难充分进入到历史的内在肌理。为了反叛“专横”的宏大历史叙述，不少作家倾向于选择“多视角”来叙述历史，如李洱的《花腔》、叶广芩的《青木川》等，选择不同政治身份的人在不同时期讲述同一个重要的（与社会的主要矛盾相关的）历史事件，这确实有助于呈现历史的多个侧面，有助于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形成更具有包容性和内在张力的历史叙述，但也因此而陷入历史相对主义的泥潭。墨白的《雨中的墓园》也采用“多视角”的方式进入历史，偏离宏大历史叙事更远些：小说讲述的群体死亡事件，只是一件与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无关的“往事”，与政治、思想、精神和心态史无关“往事”，从中是很难提炼出多少历史内涵的。在作者精心设计的叙事迷宫里，我们看不到作者对历史问题的严肃追问，所能看到的只是作者的“历史的不确定性”、“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观念。
    二、如何逼近历史的“本质”
    在叙述历史时，任何人都难以回避对历史的“判断”，这就涉及到叙述主体与客观史实的关系问题了。不同的作家（叙述主体）有着不同的精神特质：有的偏重于客观的观察，有的偏重于主观的感觉；有的擅长理性的思考，有的擅长感觉的呈现。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客观之诗人”与“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在历史小说创作中，也存在客观之作家与主观之作家的区别：主观的作家对历史的评价，常常是斩钉截铁的，是浮在历史的表面上的，他们更重视自我的感觉，更重视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史实，合我者则取，不合我者则弃，并在合并同类史实的基础上简单地得出历史的结论。而客观的作家，内心往往是充满纠结的，他们对自我是充满怀疑的，能够走出自我并充分地向历史开放，他们更关注那些不符合自身历史观念的史实，并在不断吸纳这类史实的基础上，不断修正自己对历史的认知，从而一步步地深入历史，接近历史的本质。
    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指出的，奥威尔是一位长于客观观察和理性思考的作家，更接近王国维所说的“客观之诗人”。从《奥威尔日记》来看，他在写作《动物农场》之前，曾持续不断地研究英国、德国、俄国、法国、印度等不国的报纸和广播，研究各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不同党派之间的政治冲突，各种社会机构的运作机制，并曾对当时的教育制度、警察制度、新闻制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奥威尔并不把写作寄生于报刊媒体或学术著作，他更重视自身的生活经验，并通过自身的经验来熔铸方方面面的知识和信息，从而使写作成为不断挑战自我的高难度写作，并形成较为成熟的分析历史和社会的方法：用整体联系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复杂性，用具体分析的方法看待历史本质的多层次性，用开放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局限性。在长期观察、体验和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奥威尔获得了敏锐的思想洞察力、政治洞察力和社会洞察力，并善于通过“隐喻”或“象征”驾驭和结构复杂的社会历史经验。《动物农场》中从宗教、法律、教育、新闻、文艺等不同层面反思苏联历史，在不长的篇幅中传达出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经验。
    奥威尔善于从“现象”入手探求历史的规律，因此在叙述历史中时有精彩的发现：比如各种社会仪式的意识形态功能，奥威尔对合唱、诗歌朗诵、游行、集会、升旗、授奖、葬礼等现象的描写，大多数都是片言只语，但却准确地暗示出这些社会仪式在社会管理方面所起的作用，犀利地穿透了革命历史的表层。比如“苦”与“乐”的关系：动物们的口粮一再被削减，建设风车的劳动越来越艰苦，但这都被另一些事实抵消了：“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具有了比较多的尊严”，“歌声多了，讲演多了，列队游行多了”，风车建成后的美好理想，拳击手的模范带头作用，对奉献精神的倡导，对幸福观和价值观的界定，都营造出浓郁的以苦为乐的社会氛围。比如“意识形态”与“群众”的关系：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控制，依靠的并非权力和强制性力量，“思想控制不仅是被动的，而且是主动的”，不断地庆祝胜利，不断地公布粮食增产的数据，不断地宣传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受苦受累是为子孙后代谋幸福，这些都是动物们“乐意相信”的。比如“民主”与“专制”的关系：当猪们占有牛奶和苹果时，当只有猪才能参加的专门委员会取代所有动物参加的碰头会时，当动物农场的革命历史记忆被肆意歪曲时，当革命初期确立的法典一个个被篡改时，也是一直存在质疑和抗议之声的。但这种民主的力量是极其微弱的，因为动物们缺乏必要的知识和表达能力，他们呼唤民主的声音，一再被绵羊们“四条腿好、两条腿不好”的叫声所淹没，被九条狗凶暴的狂吠所打断，最终形成了极权主义的局面。
    文学是人学，历史小说家“总体性”地研究社会环境与人的关系，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书写历史中的人，通过人的精神状态呈现历史的本质。为了揭示斯大林体制下群众的精神状态，奥威尔采用了择取类型的“典型化”手法：思想活跃富有改革热情的公猪雪球，专横残暴的公猪拿破仑，能言善辩颠倒黑白的小肥猪吱嘎，巧舌如簧宣传宗教的乌鸦摩西，克己奉献而思想简单的公马拳击手，好逸恶劳贪慕虚荣的母马莫丽，洞明世事明哲保身的驴子本杰明，凶暴残忍的狗，只知驯服和盲从的绵羊，缺乏学习能力背不下“七戒”的鸡、鸭、鹅……不同类型的动物形象，呈现出不同社会群体的精神面貌，展示出历史时代精神的不同侧面。由于熔铸了尽可能多的相互矛盾的历史现象，《动物农场》深深地切入了历史的内在肌理，成为一部有深度和有认识价值乌托邦寓言体小说。
    从个人经历和个人气质来看，墨白都是一个情感型的偏爱幻想的人，更接近王国维所说的“主观之诗人”。这种类型的作家，如果生活在推崇理性的时代，其创作才能是可能会向着理性的方向发展。但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的，在墨白逐渐走向成熟的人生阶段，正好遇上了1980年代末期咄咄逼人的纯文学思潮、非理性主义思潮和形式探索的浪潮，社会学的文学观念大幅度地贬值缩水甚至被束之高阁。在这股浪潮的裹挟之下，不少作家从时代生活的激流中撤离出来，从外部世界转向了内心世界，他们更重视直觉、想象、幻想和虚构的力量，而不愿意受制于现实生活的逻辑，不愿意让思想进入到文学中去。曾经潜心于写诗、作画和音乐的墨白，显然更容易受到新浪潮的影响，他的以文字作画、以文字作乐的才能被大大地激发出来，在小说《风车》里，他无所顾忌地倒向了感觉崇拜论和想象力崇拜论，而在感觉与想象的膜拜中是很容易把自己封闭起来的，这就使得《风车》成为1990年代以来文学症候的一个典型代表。
    诗人和画家在回忆往昔的岁月时，大多会对流逝了的声、色、光、影非常敏感。为了复原“大跃进”的历史氛围，墨白显然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会场上的铁皮喇叭声和喧天的锣鼓声，斧头砍树的沉闷的声音，锯木头的声音，辘轳摇水的声音，铁匠棚里的锤声，钢锉锉锅的声音，磨坊里的面箱和食堂里的簸箩，篾匠在油灯下捉虱子，用瓦盆生豆芽，用箩筛面，从各家各户收来的门板与铁锅，姑娘的条绒裤子在走动时叽妞叽妞的摩擦声……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呈现出这些从记忆深处打捞出来的细节，无疑都是有助于增强小说的历史感的。
    但这还远远不够。捕捉历史的声色光影，更多呈现的是“现象”层面的历史。如果不能把现象还原到当时“总体性”的社会结构中深入开掘，是很难接触到历史的内在规律和复杂的历史动因的。墨白在小说中也想逼近历史的“本质”。他认为那个时代“是一个要消亡人的个性和独立思考的时代，是一个要把人变成奴隶和奴才的时代，是一个把人变得愚蠢和麻木的时代，是一个生活里充满谎言的时代”。我们可以理解诗人的义愤，但无法接受他的以偏概全。正如《动物农场》所昭示的，即使在最荒谬的年代，也不乏正义的力量与真理之声，否则人类就不可能一次次地克服危机而顽强地生存下来，曾经宣告历史中充满“瞒”和“骗”的鲁迅，就不会一直寻找民族的脊梁。带着荒谬的眼睛到历史中寻找荒谬，难免会万物皆著我之色彩，带着崇高的眼睛到历史中去寻找崇高，历史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恩格斯曾说：历史上什么事情都发生过，为任何观点找几个例子都不难。
    在写到建造风车的内在动力时，作者多次写到理论家对美好未来的许诺和颠倒黑白的诡辩，写到队长与群众创造的酷刑“箩面战”，并刻意让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叙事的向前发展。作者意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欺骗和肉体的惩罚是革命动员的主要手段。这样来解释历史，是远远不够的，有可能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 比如，在《风车》里，作者也写到了艺术活动：“窈窕淑女在稻田里一边劳动一边歌唱”，“人们欢呼跳跃，开始在浓烈的硝烟气息里扭起秧歌来”。这些群众文艺活动，本来是有深入挖掘的空间的：在缺乏物质刺激的历史条件下，文艺活动是鼓动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轰轰烈烈的群众文艺活动，频繁地赛歌、赛诗、赛画活动，赋予艰苦枯燥的体力劳动以审美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劳动美学。遗憾的是，由于作者未能把群众艺术活动和社会动员问题联系起来，只是把它们当做一般的细节来处理了。小说里还写到了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木匠，本来也是个进入历史的很好的角度。当时各行各业的组织者，都非常重视精神变物质，频繁地组织生产竞赛、确立榜样、评选劳模等活动，赋予艰辛苦累的劳动以崇高的价值，形成深入人心的劳动价值论，在各种生产活动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作者也没有把木匠与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木匠的献身精神，除了引起理论家的感动之外，并没有与普通群众发生更多的联系。在小说的结尾，瘫痪的木匠用自己的身体为公社孵小鸡，这种猎奇性的描写，意在消解“劳动模范”的政治意义，把它漫画为缺乏主体性的“劳动工具”。把富有历史内涵的人物荒谬化，使作者失去了进一步深入历史的可能性。
    《风车》中的其他人物形象，也多是作家随意驱遣的对象，显示出作者过于浓厚的主观化色彩：在“兴无灭资”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多数人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使用手中的权力如何压制个人欲望，我们是不难理解的，但作者却无视这类人物的时代特征，用讽喻的手法把队长简化为“权力”和“欲望”的象征；在大力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女性，她们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也是不难理解的，小说中的小女孩，在当时更可能是个有理想的单纯的共青团员，但作者却把她处理为理论家发泄欲望的对象。墨白很喜欢把人物的精神状态推向极致，如理论家育人心切，对着豆子一次次地宣讲革命的理论，想培养理论的种子；又如右派分子在压抑中走向精神错乱。这些虚构出来的充满夸张的情节，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情感冲击力。像理论家和右派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时代洪流的推动下所产生的挫折与收获，痛苦与欢乐相纠结的内心世界，才是更耐人寻味的。相反，墨白在《光荣院》里写一个进入消费主义时代的老军人，有人指责他的军功章是假的，卖不了几毛钱，他的精神因此坍塌，这个情节却让我怦然心动，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历史沧桑感。这就是有没有真正进入历史有没有抓住历史本质之区别。
    我觉得，《风车》中的人物形象与他们生存环境（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有机联系被切断了，这样的人物是很难呈现出历史精神的本质的。大跃进是个极度亢奋的年代，浮夸的理想主义在全社会蔓延，铺天盖地的宣传诗、宣传画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到处是战天斗地的热情，充满激情的演说和鼓动生产的歌声。切入这个时代精神的主流中，当会有精彩的发现。但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拆酱菜作坊几个汉子“有气无力”，“一听说箩面战那几个汉子的脸色都吓得灰黄，目光也变得畏缩”，“个个疲惫不堪暮气沉沉，脚步轻飘”。由于作者未能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去研究“多数人”的精神状态，过分依赖于虚构的力量，这就使得《风车》这个政治寓言体小说，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之间出现严重的错位。
    在面对复杂的历史时，墨白时而迷茫时而清醒。他曾说：“有时候记忆是靠不住的，有时候记忆会偏离事实的真相，太多的主观记忆把已经远去的客观世界切割得支离破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历史都已经经过了我们人类个体的主观意识的改造，这样的历史已经远离了客观事实。”墨白生于1956年，对大跃进是没有“记忆”的，《风车》里生活经验的来源，主要是长辈们的转述，还有个别的历史物证，“1958年我们村里挖的那口池塘，就在我耕种过的土地的边上，到现在还没有被填平”；或许还有某些书本里的关于“大跃进”的知识。这是远远不够的。在个人生活经验匮乏的条件下，要想艺术地、整体地反映和表现某段历史，是必须借助于大量原始文献史料的阅读来弥补的，但对于自身有限的记忆和个别人的口述材料，对那些经过“主观意识的改造”的各种历史知识，都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而尤为关键的是，要警惕自己定型了的历史观，不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长期地固定在同一个思想逻辑中，要在不断地自我斗争、自我否定中不断地与历史对话，这样才能慢慢地穿透历史的表层，逼近历史的本质。
    三、关于小说语言与历史叙述
    上文阐释作家不同的精神特质对其创作的影响。从语言角度审视小说中的历史叙述，也可以看出两位作家在处理经验、直觉、想象、幻想与思想的关系上有着不同的工作方法，而这又对他们小说中的历史叙述产生深刻的影响。
    奥威尔是个长期战斗在思想最前沿的思想型的作家，具有充分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经验。他坚信文学应该是艺术、思想和政治的高度统一，并对如何“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动物农场》成功地“混合了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奥威尔把动物们写得具有人的情感、思维和性格，并借动物们游刃有余地反思历史，这无疑需要强大的想象力。有人在评价《动物农场》时说：“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有政治所指”，都是耐人寻味的，都具有阐释的空间。这与鲁迅的《阿Q正传》非常相似，都做到了艺术家与思想家的统一。
    作为艺术家，奥威尔并不排斥直觉、想象和幻想，他的语言是高度具象化的，但具象化的语言背后，一般都对应着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奥威尔也喜欢运用声色光影，但都是服务于对历史的思考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多次描写《英格兰的生灵》这首歌：动物们在合唱中团结起来，获得革命激情和动力，这首歌像风一样在其他农场里传播，“黑鸟在树篱中打的唿哨是这支歌，鸽子在榆树丛里咕咕地叫着也是它，它渗透进了铁匠铺的打铁声和教堂钟鸣的音调”。在拿破仑取得霸权后，这首歌因妨碍意识形态安全而被取缔，被更换为颂歌《拿破仑同志》。在残酷的“大清洗”过后，充满困惑与忧伤的动物们在小山丘上挤做一团，他们俯视着“牧草地、草料田、小树丛、饮水池，翻种后栽种不久长得又密又绿的小麦地、农场屋舍的红屋顶以及从烟囱里袅袅升起的缕缕炊烟”，“来自水平方向的脉脉斜晖在草地和苍翠欲滴的树篱笆上抹了一层金色”，动物们开始以压抑的调子再次唱起《英格兰的生灵》。这些充满声音、色彩的感性文字，传达出丰富的历史信息，成功地实现了思辨能力与感性想象的完美融合。
    但奥威尔并不滥用直觉和想象。作为思想家，他更懂得直觉、想象和幻想应当有所节制，应当行之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在这部政治寓言体小说中，奥威尔使用了大量的政治语言，如“剥夺”、“造反”、“义务劳动”、“福利”等等。这些词语的背后，有着作者充分的政治经验的支撑，有着作者对历史的缜密的思考。“卓越超群的演说家”吱嘎的政治宣传语言尤为精彩，携带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能够成功地控制动物们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是因为它深深地切入了动物们的生存经验；他能够以充满情感的语言，把动物们纳入到命运共同体中；他的充满诡辩性的语言，充分地利用了动物们的“理想”与“恐惧”，利用了动物们记忆力和智力的缺陷；他的新旧对比忆苦思甜的语言，使动物们对严峻而艰难的现实产生认同感。但这样写也容易陷入“理障”，有些学者指出奥威尔的某些语言与政治的对应性太强而流于刻板，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墨白小说《风车》中的语言充满色彩感和画面感，他像自己所崇拜的画家莫奈那样，对阳光之下变幻无穷的色彩非常敏感。在推进《风车》的故事时，几乎随着场景的变化，作者都会醉心于描摹太阳、月亮、焰火、火把、马灯、铁匠棚里的炉火、灶堂里的余火等所引起的色彩的变化。这些绚丽多彩的语言，有些是写得很好的。比如，在队长以“集体财产”的名义拿到裸体女陶人后，他离开了工地，爬上高高的土堆，“他看到整个工地都被天上的红光所笼罩，这种迷离的景象使他感到茫然。他转过身看到西边的居住区被夕阳烧得一塌糊涂，分不出形体来，只有公社食堂里冒出的炊烟像一条紫红色的带子晃浮在半空”，这个充满色彩感的句子，很好地写出了队长在“政治”与“欲望”之间的精神迷茫。
    诗性的语言并非不能进入对历史的思考，《风车》中不乏把诗性语言与历史反思结合起来的精彩之笔。理论家依着老牛温暖的身体睡觉，“这种温暖使他想起了家，想起了舒适的大床，想起了妻子伸到他胸前的光滑的手，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在这种柔情绵绵的思想中慢慢地沉入梦乡”，当看到木匠的献身精神之后，理论家为刚才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感到内疚”，觉得自己在向他们传播共产主义理论的同时，还应该加强自身的改造。在“车轴的叽扭声”中，右派分子想起母亲“摇水的辘轳声”，母亲的死使他凄伤。而这种母子亲情，经过理论家的政治阐释后，却变成了“不孝的子孙”。在右派分子遭受箩面战的酷刑时，作者也插入一段充满张力的文字：他在恍惚中看到老母亲在箩面，“母亲手里的箩不停地在两根光滑的小棍上滑动，母亲手里的箩不停地撞击着面箱，细小的面尘从箩里飞荡出来，落白了母亲的头发”。这些满含诗意的句子，不但进入了理论家和右派分子的内心世界，而且精彩地呈现出传统的伦理情感和新的革命理论的尖锐冲突，穿透了历史的表层而深入到历史的内在肌理。
    但我们注意到，墨白在以诗性的语言介入历史时，并不能够贯穿始终，在某些地方显出笔力不逮，这或许是因为“艺术的才能”和“思想的才能”不均衡所致。作者在处理经验、感觉、想象、幻想与思想的关系上是有所偏重的，他似乎更重视记忆、想象、幻想和虚构的力量。比如，在写到社员因冻疮而抓挠皮肤时，“有手指滑过皮肤的声音从各个角落里响起来，好像一阵秋风吹过一片成熟的豆地，豆角里的豆子和焦黄的叶子不停地撞击着，仿佛一条蛇爬过一片焦叶”；理论家和队长在深夜视察工作时看到：“拉锯人的身影被月光衬托得十分清晰。在他们身影的边缘似乎有一种绒绒的银光”，站在斜树上的拉锯的汉子过度疲劳，“就像一个肉布袋似地掉了下来，他掉在地上时发出一种沉闷的声响”，“瘸子和瘦子一人抬着木匠的头一人抬着木匠的脚，木匠的身子仿佛一截木桩悬在空中，木匠的右腿仍朝前弓着，两只胳膊朝向灰白的天空伸着。瘸子不平衡的走动使木匠弓起的腿和伸向天空的手一摆一摆的。”
    从上述这些不乏想象力的句子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作家所要传达的意旨，我们总觉得作者的“思想”没有紧跟上来。由于过分迷恋具象化的语言，作者经常陷入到“事障”之中，不善于从声色光影的描写中呈现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信息。感觉性和想象力的语言的一再泛滥，使作者不断地从“讽喻”的主题中游离出来，无法把自己的笔锋集中到对历史的反思和剖析中去。由此可见“思想”在政治性的文学写作中是极其重要的：“思想”与感觉、想象、虚构等是相生相克相互激发相互限制的，深邃而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可以给感觉和想象开辟道路，可以成为批判性情感与想象力的源泉，而同样重要的是，它可以对感觉与想象进行筛选和控制，抑制感觉与想象的泛滥与失禁。
    《风车》也使用了不少当时流行的政治语言，譬如“阶级立场”，“新人”、“右倾机会主义”、“脱胎换骨”等等。作者在使用这些政治语言时，目的更多的是“反讽”，而非进入对历史的分析。作者有时谐摹另一个时代的语言风格，以呈现时代的荒谬性；有时采用“情境反讽”，如把理论家对女性动手动脚的场景与“阶级姐妹”的政治语言相并置，把血腥残酷的场景与理论家的豪言壮语并置，使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颠覆革命话语的合法性；有时采用“亵渎反讽”，把“撒尿”、“吐沫”“放屁”等与庄严的革命理论并置，从而嘲弄革命的理论。作者在使用反讽时，不是指向那个时代个别的存在，而是指向时代现实的整体。在一种急切“造反”心态的趋势下，作者抽空了革命语言所对应的社会群体的生存经验和利益诉求，政治语言的使用过分随意而缺乏严密的理路，未能从革命语言的相互关联中，深入到革命的内在逻辑及其动力机制。
    当然，这也不仅仅是墨白一个人的问题。1990年代以来，流行的感觉崇拜论、想象力崇拜论深刻地影响了作家的语言。在莫言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中，我们都不难看到过分放任感觉与想象而催生出来的语言的狂欢现象，以及这种现象所产生的流弊。与感觉、想象力崇拜相伴生的，是对欲望的崇拜。在《风车》的最后，作者大肆渲染“性欲”的文字，也是欲望过度膨胀的结果：队长一个个亲吻十五个熟睡中的妇女，妇女们集体反抗拔光了队长的屌毛，队长裤裆里的那根东西坚硬如铁地耸立，于是向厨房里的女子发泄，在女子的身上劳作时走向死亡。理论家两次想起“传宗接代”的问题，哆嗦着手解开她的衣裳，最终向自己的“阶级姐妹”发泄了自己的欲望。这些不惜篇幅不厌其详的描写，究竟想要传达什么样的历史思考呢？又传达出多少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呢？也许作者是在揭示队长的“权力”与“欲望”的关系，理论家的“理论”与“欲望”的关系吧。如果是这样，那也无非是“性爱解构政治”的时髦。我觉得，如果作者能够淡化对性过程的描述，节省一些笔墨，把笔锋对准妇女解放问题，认真发掘革命与性别的关系，当会有更多的历史内涵被揭示出来的，会有更多的历史反思性和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