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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语言在传播中趋于平易 与商周春秋文章相比，战国文章语言要平易得多，甚至比明清古文还要好读，口语化特色非常明显。这是因为，战国很多文章是从口头传播进入书面传播，由此大大地缩短了口语与书面语的距离，使战国书面文章保留了口语化特色，促使文学语言向平易化方向发展。 孔子师徒对战国文学语言发展起到开风气的作用。孔子用口语教学，七十子原汁原味地记下孔子的口语，编《论语》时又保留了孔子的口语原貌——《论语》的口语化就是这样来的。《论语》中不少对话体语录明白如话。例如，《公冶长》载：“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这些对话几乎不用注释，后人就能读懂它的文意。《论语》语录在描摹孔子声情口吻方面尤其传神。例如，《八佾》：“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这是孔子高兴时的声情。《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是孔子急于洗清辩白时的情景。《先进》：“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这是孔子大悲大痛时的语调。《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这是孔子生气时的口吻。《宪问》：“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这是孔子无奈时的语气。《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是孔子逗乐时的口气。《微子》：“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孔子失意时的情形。《论语》有时用重复句来表达孔子对某一思想的强调。例如，《雍也》：“伯牛有疾，子问之，至牖执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处的重复表达了孔子对高足身染沉疴的痛惜和无奈。运用丰富的语气词是表达声情口吻的重要手段。例如，《学而》载孔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本来用一个“矣”就可以了，但加上一个“已”，传达出加重、延缓、慎重的意味。《论语》某些语录甚至连用三个语气词。例如，《雍也》：“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尔乎?’”“焉”“尔”“乎”三个疑问语气词连用，不仅加重了疑问语气，而且起到舒缓的作用，衬托出孔子作为长者迂徐含蓄的情态(孔子与尊者对话，语气词就少得多)。《论语》对话体语录还运用了其他语气词，诸如“也夫”、“也哉”、“也与”、“矣夫”、“乎哉”、“矣夫”、“矣哉”、“云尔”、“也与哉”、“云乎哉”等等，这些语气词在摹写声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战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论语》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标志着文学语言由书面语向口语方向发展。 孔子身后，诸子百家各开户牖，文学传播事业进入了如火如荼的时代。由于当时游说者太多，而各国诸侯贵族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也缺乏很好的耐性，因此，如何抓住万分宝贵的游说机会，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诸侯贵族轻松愉快地听懂并接受自己的观点，就成为每一个游说之士都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为此诸子百家绞尽脑汁地钻研语言艺术，力求运用最浅显、最生动、最易懂的语言来传播深刻的思想观点。诸子百家的游说之辞，有的是由游说者弟子当场记录下来，有的则是在事后由弟子或本人补记。无论是现场实录还是事后补记，都是从口头传播进入书面传播。这样，诸子口头传播的某些特点，诸如口语化、浅显化、形象化等等，就会如实地反映到书面传播之中。诸子多用日常口语进行交流。如《墨子·公输》载墨子止楚攻宋：“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⑤墨子没有对楚王、公输般讲一番深刻的“非攻”道理，而是在轻松的口语交流中折服对方。在需要正面地讲述道理时，诸子们化深为浅。如《商君书·更法》载秦孝公对是否变法犹豫不决，商鞅劝秦孝公说：“疑行无成，疑事无功。……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⑥这一段话语言简明而意义深刻。为了使自己的传播明白易懂，诸子说客从诸侯贵族的身边琐事说起，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对齐宣王传播王道学说，而齐宣王却醉心于霸道，怎样才能唤起齐宣王对王道的兴趣呢?孟子先讲了一个齐宣王本人“以羊易牛”的小故事，以此说明齐宣王富有仁心，而仁心就是实施王道仁政的前提条件。《战国策·楚策》载庄辛劝谏顷襄王疏远奸臣，从蜻蛉、黄雀、黄鹄一直说到蔡灵侯，再说到顷襄王本人，直说得顷襄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这样的口头传播，基本上不存在任何语言理解上的障碍。此外，诸子们还通过设譬取象进行传播，化抽象为形象，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传播功效。战国也有一些从事书面传播的诸子学者，他们同样追求语言的生动浅显。诸子百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一种把深刻的思想往浅易里说的时代文风，由此巩固并发展了由《论语》开启的口语化成果，使战国文学语言进入了一个以浅易、生动、形象为特色的新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