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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世纪40年代，一批在清华、北大国文系以及清华文科研究所毕业的青年教师与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从事比较专深的学术研究，其中研究诗歌史的如余冠英、逯钦立，其重点多在汉魏六朝的诗歌史。在乐府研究方面，他们在比较充分地掌握史料、比较全面地了解作家、作品的基础上，在传统的学术知识之外，在乐府的音乐体制、文献整理以及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价值方面，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可以说对出自黄节、胡适、梁启超三派都有所取。 余冠英的《乐府诗选》，是继黄节《汉魏乐府风笺》之后的重要选本，是50年代至80年代学习、研究乐府诗的重要文本之一。在具体学术观点方面，余氏能比较准确地吸收传统乐府学研究的成果，而对采诗制度作了较好的梳理，他认为汉武帝时“采诗夜诵”(《汉书·礼乐志》)就是采集民歌，包括歌辞与乐调。传统对采诗的理解比较模糊，大体只知道是采集作品，余氏指出包括采乐调，这是符合音乐史的事实的，对我们理解汉武采诗的真相有启发。余氏还钩沉相关史料，指出东汉时期也有采诗：“东汉乐府是否恢复刘彻时代的规模制度，史无明文，但现存古民间乐府诗许多是东汉的，可能东汉的乐府是采诗的，至少东汉政府曾为了政治目的访听歌谣。”“到了魏、晋，乐府机关虽然不废，采诗的制度却没有了。旧的乐府歌辞，有些还被继续用着，因而两汉的民歌流传了一部分下来。六朝有些总集专收录这些歌辞，到沈约著《宋书》，又载入《乐志》。”“南朝是新声杂曲大量产生的时代，民歌俗曲又一次被上层阶级所采取传习，不过范围只限于城市，内容又不外乎恋情，不能和汉朝的采诗相比。”“后魏从开国之初就有乐府。那时北方争战频繁，似乎不会有采诗的事。但‘横吹曲辞’确乎多是民谣，传入梁朝，被转译保存，流传到现在。”“从上述事实看来，汉、魏、六朝民歌的写定和保存，主要依靠政府的乐府机关。但由于私家肄习，民间传唱而流传的大约也不少。”(34)像上述这样通过全面的掌握史料与复原史实得出来的结论，代表了一种求实的史学风格。此外，余氏《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吴声歌曲里的男女赠答》、《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以及《七言诗起源新论》等文章，也都是从平正求实中获得新知，代表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期的研究风格。 逯钦立1936年至193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37年6月以北京大学学籍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论文题目为《相和歌词考》，1943年以《乐府相和歌考证》为题刊于《读书通讯》第六十三、六十四期，又于1982年以《相和歌曲调考》为题发表于中华书局《文史》第十四卷。这篇论文，对近人梁启超的清商三调不隶相和歌辞的观点提出异议，从梳理历代著录相和歌词、清商三调的文献出发，指出王僧虔《技录》已以清商三调属相和，又进一步从曲调制作、演奏形式出发，认为清商三调仍属相和歌，但它们是相和歌的变种。他提出清商三调是魏代的产物，这是在乐府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从汉到魏晋，乐府音乐是有所演变的。而从前的史料记载汉魏乐府演变的，只有《宋书·乐志》记载的魏明帝分相和为两部，“清商三调，荀勖撰旧词施用者”，以及刘勰认为“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这几条记载，后人于此也颇少考论。逯氏第一次对汉魏之际乐府音乐体制演变进行考证，实开后来考证乐府音乐体制之先河。又逯钦立1945年所作的《汉诗别录》中，也多考证汉乐府诗歌的文辞。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也体现了他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诗的成果。 王运熙先生在40年代后期登上乐府研究的舞台，正是乐府研究开始走向平正求实、重视具体的问题的研究，淡化简单价值判断的时期。他可以说是20世纪乐府研究史的承续性人物，也是殿军式人物。王运熙先生研究吴声西曲，是受到五四以来以胡适之为代表的重视白话文学、民间文学的文学观念影响的，但他在文学史的观念上，对前人是有所发展的。《吴声西曲杂考》一文的《引言》中交代他自己对吴声、西曲等俗乐歌曲与民歌与文人以及上层统治者的关系，对前人简单化的看法有所纠正： 历来的正统的文人学士们，一向认六朝的清商曲为卑下猥琐的靡靡之音，因而对它们忽视、蔑弃，不暇也不屑下一番史实的考证。“五四”以后，这观念转变过来了，吴声、西曲在文学中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被珍视为古代民歌中的瑰宝。然而正因为简单地认为它们是纯粹的民歌，而忽略了实际上是经过贵族阶级加工过的乐曲，它们的作者往往是一些文人学士、达官显宦，它们的创制和发展，和贵族阶级的享乐生活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因此，吴声、西曲中至今还存在着不少未被弄清楚的问题，须要加以考订。(35) 五四以来站在白话文学、民间文学立场上的乐府研究，在重视乐府诗歌的文学史地位的同时，对其体性的认识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例如将吴声、西曲完全等同于民歌，而没有看到它们是由民间歌谣、俗调发展为上层与宫廷的乐曲的。其真正的体性是乐章歌词，而非原始歌谣。对于史书记载的一些贵族创作的吴声、西曲，大多致以怀疑、甚至简单否定的态度。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王运熙采用实证的方法，尤其重视以正史乐志、笔记小说为主的六朝时代的音乐史料，对前此的简单否定六朝乐曲与贵族相关的看法多有纠正。吴声、西曲出于民间，但在当时也广泛地流行于上层，平民、文士、贵族三者都是吴声西曲的创作者与受众。我们觉得，这仍然是今后研究吴声、西曲的重要入手点。 王运熙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利用史籍及相关音乐文献的记载，注重原始的记载，如关于吴声、西曲的产生时代、地域，以及各曲调的原始作者，他都重视《宋书·乐志》等史书的最早记载，在此基础上广泛搜集材料，并利用文本得出结论。他的《吴声西曲杂考》，就是以原始记载为依据，对《前溪歌》、《子夜歌》、《子夜变曲》、《碧玉歌》、《团扇歌》、《懊侬歌》、《丁都护歌》、《读曲歌》、《襄阳乐》、《阳叛儿歌》等歌调的来历做了详尽的考证，为我们比较全面了解吴声西曲的真相提供重要的基础。其中的一些考证，对于吴声、西曲的发展史方面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如关于《懊侬歌》为石崇妓绿珠所作，现代学者多所怀疑，王氏则据《乐府诗集》卷四六引《古今乐录》记载《懊侬曲》“齐太祖(王先生考证当作宋太祖)常谓之中朝曲”一条，论证东晋南朝人所谓中朝即指西晋，再根据一些旁证，谳定《懊侬曲》确应为石崇妓所作，并得出晋初吴歌已流行北地的推论。这对于了解吴声的发展史是很重要的观点。王氏的研究，代表了20世纪上半期乐府研究方面实证研究的深入。 本文尝试对20世纪上半期的汉魏六朝乐府研究史进行梳理，提出其中可能存在不同的流派或研究倾向的问题。但问题本身是很复杂的，事实上，不同的研究倾向之间，相互影响的一方面也许更大。尤其是主要来自于北大、清华研究机构的后起诸家，他们在方法与观念上，往往同时接受黄节、胡适、梁启超诸家的影响，有所融合。这需要深入的研究，如果能够将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乐府研究学术历史探讨清晰，真正做出一个专题研究史，将是有意义的事情。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迄今的乐府研究史，限于篇幅以及问题的复杂性，只好暂付阙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