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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另一方面，五四以来白话文学、民间文学的思潮，也是20世纪上半期汉魏六朝乐府研究的重要刺激因素。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乐府诗歌的研究，是沿着民歌、歌谣、白话文学等概念展开的。五四前后，在北京大学曾兴起一个有组织、有阵地的以民间歌谣为主要对象的民间文化研究活动：1918年2月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成立；1920年12月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1922年12月《歌谣》周刊出版。歌谣征集与新诗(白话诗)创作，无疑是为后来的诗歌史研究提供重要的诗史观，其对汉魏六朝乐府诗的研究影响尤为直接，是造成新的乐府学与传统乐府学的不同的重要的观念背景。新文学家对乐府诗的研究，至少就最初的阶段来看，就是白话诗、平民文学运动的一部分。这方面我们可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以及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为代表。民国十年(1921)胡适受教育部委托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为其《白话文学史》的初型。其第三讲“汉朝的平民文学”，主要就是讲汉乐府。1928年，胡适《白话文学史》出版，是影响二十世纪乐府研究的另一重要著作。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对乐府的处理比较简单，其所秉持的主要是新文学派认为文学来自于民间的文学史观：“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伎)，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中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胡适较早比较明确地提出一切新文学都来自民间的观点：“《国风》来自民间，《楚辞》里的《九歌》来自民间。汉魏六朝乐府歌辞也来自民间。以后的词起于歌妓(伎)舞女的，元曲也是起自歌妓(伎)舞女的。弹词起于街上的唱鼓词的，小说起于街上说书讲史的人——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那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⑤《白话文学史》的第三章为《汉朝的民歌》，完全用民歌的概念来介绍汉乐府诗。传统的乐府学中，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已经指出汉武帝立乐府采各地诗歌，《汉书·礼乐志》也说武帝立乐府，郊祀天地，采诗夜诵。《宋书·乐志》也说：“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它们显然构成了胡适上述观点的依据。但传统的这种观点，还只是一种事实的说明，到了胡适这里，已然变成了一种文学史观，并且扩大了探讨的范围，尤其是注意到乐府之外的汉代歌谣，如汉文帝时民间歌讴文帝与淮南王刘长的“尺布谣”、武帝时的《卫子夫谣》、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但胡适的理论中存在着矛盾，他将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看成内涵相同的观念。其实汉代贵族也使用白话文学和民间的歌谣形式，而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诗，虽源出民间歌谣，但最后又进入宫廷乐府机构，成为贵族与平民共有的一种娱乐文艺。所以，所谓“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民歌”这些概念，都有它们的局限性。传统的乐府学重视乐府的音乐体性，对汉魏六朝的乐府做了许多音乐学与文献学方面的研究。胡适之介绍汉魏六朝乐府文学时，差不多是完全用民歌这个概念代替了乐府诗的概念。他关注乐府机构，也只强调其为俗乐的机构，“民歌的保存所”。⑥ 除了强调乐府的民歌、白话文学性质外，胡适对乐府研究比较有意义的推进，是论述了文人对乐府的学习的问题。他认为因为乐府机构，文人有机会与民歌接触，文人受民间影响而写作带有平民化的诗歌。他从平民化的角度肯定文人文学，同时也指出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文人化问题。他将整个建安诗歌理解为文人对民歌的仿作，“这个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他主要的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在于文人用古乐府的旧曲改作新词。”⑦“我们看曹操、曹丕、曹植、阮瑀、王粲诸人做的许多乐府歌辞，不能不承认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以前的文人把辞赋看作主要的事业，从此以后的诗人把诗看作主要的事业了。以前的文人从仿作古赋颂里得着文学的训练，从此以后的诗人要从仿作乐府歌辞里得着文学训练了。”⑧在强调文人接受乐府民歌的体裁、风格的同时，也指出了诗歌文人化的问题。并认为：“文人仿作民歌，一定免不了两种结果：一方面是文学的民众化，一方面是民歌的文人化。”⑨“我们把(此)诗(引者注：《有所思》)与张衡、繁钦的诗比较着，再用晋朝傅玄的《拟四愁诗》来合看，便可以明白文学与民众化与民歌的文人化的两种趋势的意义了。”⑩在论应璩的诗白话性质时说：“这种‘通俗化’的趋势终究抵不住那文人化的趋势。”(11)在论述阮籍《咏怀诗》时，胡适肯定阮籍在五言诗发展上的作用，认为“五言诗体，起于汉代的无名氏诗人，经过建安时代许多诗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阮籍是第一个用全力做五言诗的诗人，诗的体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诗的范围到他方才扩充到无所不包的地位。”但他又说：“他的诗虽然抬高了五言诗的身份，虽然明白建立了五言诗的地位，同时却增加了五言诗里文人化的程度。”(12)看来，胡适确立的平民化(白话文学)与文人化两对概念里，其价值判断明显地倾向于平民化的。这与此前的“选学派”的文学史家重视文言与藻彩、重视六朝辞赋的观点，可以说有些针锋相对的。其后鲁迅也有类似的文人采取民间文学新形式的观点(13)。从这里可以看到，这是五四新文学家们的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新文学运动影响古代文学史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再次证明文学史的建构来自当代文学(14)。与其介绍汉乐府，即用汉代平民文学、民歌的概念相类似，胡适对南北朝乐府也提出概念，称为南北新民族的文学。所谓南北新民族文学，是指南方的吴、东晋南朝时期以吴声等为代表的吴地新民族文学，以及北方各族融合，形成新兴民族，并接续汉文学，形成北方新民族文学。南北新民族文学的主体，仍是民间文学，“这个割据分裂时代的民间文学，自然是南北新民族的文学。江南新民族本来的吴语文学，到此时代方才渐渐出现。南方民族的文学的特别色彩是恋爱，是缠绵宛转的恋爱。北方的新民族多带著尚武好勇的性质，故北方的民间文学自然也带着这种气概”。“北方平民文学的特别色彩是英雄，是慷慨洒落的英雄”。(15)胡适的“南北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范畴，不像他的平民文学、文人化等范畴那样成功，后来的学者很少使用这样的概念来研究南北朝乐府诗。胡适关于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的另一重要概念就是“故事诗”，其《白话文学史》第六章为“故事诗的起来”，就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这里也明显体现比较文学与新文学的视野。 郑振铎1938年的《中国俗文学史》建立的俗文学概念，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系统的文学史研究成果结晶。其“俗文学”概念是对五四以来白话文学、民间文学的发展。郑氏一方面强调俗文学与正统文学的对立性，同时又强调其与正统文学的密切关系，认为俗文学是正统文学之源。“正统文学的发展和‘俗文学’是息息相关的。许多正统文学的文体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像《诗经》，其中的大部分原来就是民歌，像五言诗原就是从民间发生的，像汉代的乐府，六朝的新乐府，唐五代的词，元、明的曲，宋、金的诸宫调，哪一个新文体不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16)他认为民间出现新文体，最初被士大夫完全忽视，随其流行，渐有采用，最后升格为王家贵族的东西，并渐渐远离民间。这些观点，与胡适、鲁迅的相关观点一脉相承。但郑氏进一步提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是‘俗文学’”(17)，却是其经过长期研究后得出的重要结论。他对汉魏六朝乐府比胡适有更详细的介绍，但主要的文学观念是秉承胡适的，尤其是对原始记载中贵族及文士与乐府的关系，多持怀疑的态度。五四以来站在白话文学、民间文学立场上的乐府研究，在重视乐府诗歌的文学史地位的同时，对其体性的认识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例如将吴声、西曲完全等同于民歌，而没有看到它们是由民间歌谣、俗调发展为上层与宫廷的乐曲的，其真正的体性是乐章歌词，而非原始歌谣。对于史书记载的一些贵族创作的吴声、西曲，大多致以怀疑、甚至简单否定的态度。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如《读曲歌》《宋书·乐志》记载为彭城王义康所作，郑氏认为：“那八十九曲的《读曲歌》，其题材和情调和四十二首的《子夜歌》没有两样，都是很漂亮的民间歌谣，根本和什么刘义康、袁后不相干。”(18)《懊侬歌》、《古今乐录》载为石崇妓绿珠所作，郑氏认为：“《丝布涩难缝》一首，仍是民谣，不会是石崇、绿珠所作。”(19)还有如：“相传《乌夜啼》为宋临川王刘义庆所作，但审这八曲的口气却全是民歌，和义庆故事毫不相涉。”(20)“《西乌夜飞》相传为宋沈攸之举兵发荆州东下，未败之前，思归京师所作。这话也是毫无根据的。”(21)这里将创调与现存的作品完全等同而论，仅据现在作品的内容来否定记载中的创调者，证据是相当不充分的。这其实反映了文学史观与文体观念中的偏差。四五十年代之间王运熙对吴声西曲的研究，则尊重原始的记录，对吴声、西曲与南朝贵族的密切关系，做了许多论述，可以说是纠正了以郑氏为代表的乐府研究中的“疑古派”的偏差。 陆侃如、冯沅君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24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1927年陆侃如出版《乐府古辞考》。此后与冯沅君撰写《中国诗史》，于民国十九年完成，由上海大江书铺于1933年出版。陆氏的乐府诗研究，从文学史观来说，是沿承胡适的。在1955年人民文学版《中国诗史》的自序中他交代说：“在重印几个月中，新中国的学术界里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在这运动中，像我们这样曾经被胡适反动思想所侵蚀过的人，的确受到一次不亚于三反运动的极其深刻的教育。现在更感到应该作些必要的修改。”“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的谬论，我们不止一次地移植了过来。”(22)另外，在陆氏研究乐府的时期，在他就读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的梁启超也开始了《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的撰写。陆侃如在《中国诗史》卷一《古代诗史》的第四篇《乐府》中，采用了梁氏关于清商三调不属相和歌辞的看法。随后即引起黄节的商榷意见，引发了20世纪中持续甚久的关于清商三调是否隶属相和歌辞的学术讨论。 源于新文学一派的汉魏六朝乐府研究，侧重于文学的一面，对乐府的音乐本体及其特殊的体制不太注意。但对其民间文学、抒情文学的体性，有较多的阐发。陆、冯两家的《中国诗史》在实证研究方面有明显的推进。他自称受了五四运动右翼“整理国故”的影响(23)。也许是受梁氏的影响，他对汉魏晋南北朝乐府的分类，特别重视。乐府分类学是传统乐府研究的重心，基本上是循着音乐与文学两个标准。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音乐的分类，唐宋时期则是音乐分类与文学分类的结合，其代表性的学者是郑樵与郭茂倩。传统的乐府研究在很大的程度就是乐府分类的研究。胡适、郑振铎两家的乐府研究，差不多完全用现代的贵族乐府、民间乐府这样的现代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分类，对传统分类不甚究心。陆、冯的《中国诗史·乐府》篇，也采用民间乐章、贵族乐章等新概念，但具体的分类还是采用以郭茂倩为代表的乐府诗分类。“汉乐府的八类，可依其性质合为三组。《郊庙歌》，《燕射歌》及《舞曲》为第一组，都是贵族特制的乐府。《鼓吹曲》与《横吹曲》为第二组，都是外国输入的乐府。《相和歌》与《横吹曲》为第三组，都是民间采来的乐府。”其对贵族乐章的评论，较胡适、郑振铎稍为公允，“关于贵族特制的乐章，自周颂以来，历代都有。”“这些贵族乐章自然不值得在诗史上占篇幅，但周汉两代却不能不算例外。因为三颂是现存贵族乐章中之最早者，而汉代的祭歌舞曲则文学的价值较高，对后代的影响也较大。”(24)陆、冯《中国诗史》将现代乐府研究重又与传统接隼，转向乐府文献的梳理，但本身并没有提供新的学术观点，基本上是罗列史料、作品与简单的艺术评论三者的结合。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新旧杂糅的体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