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整体地讲，瞿秋白将知识分子与“普洛文艺”的论述结合在一起，等于强调知识分子不是创造革命文学的实施者。因此，从无产阶级既要进行阶级革命又要进行文化革命的角度看，知识分子也就不是文化革命的主体。瞿秋白的论述，指向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即进行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是可能的、合法的。这一论述的本质，就是人们所说的文化领导权到底应当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的问题。在无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中要解决这个首要的问题，在无产阶级所推行的文化革命中也要解决这个首要问题。从理论上看，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源自葛兰西的理论创新。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6］38又说：“温和派的政策清楚地表明，甚至在掌握政权之前可能也必然存在着霸权活动，而且为了行使有效的领导权，就不应该单单指望政权所赋予的物质力量。”接着说：“温和派是以什么形式和通过什么手段成功地建立了他们的智识、道德和政治霸权机构呢？是那些可以称得上是‘开明的’形式和手段，换句话说，就是通过个人的，‘分子的’、‘私营的’企业（不是通过在实际的、有组织的行为之前根据计划而制定的党纲）”［6］39。 其要义在于，无产阶级在进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需要夺取文化上的领导权，同步进行文化革命。没有建立这样的文化领导权，就无法为革命创造舆论并真正实现夺取并巩固政权的革命目标。葛兰西的高明之处在于揭示了这两个革命过程的表现形式是有区别的，暴力革命依靠强力与镇压；而文化革命则依靠个人化的、和风细雨般的、逐渐深入的感染与转化。因此，拥有并行使文化领导权，是一种有别于暴力革命的新的温和的革命方式。葛兰西还指明不是知识分子来行使这个文化领导权，而是由无产阶级来行使这个文化领导权，从而使得暴力革命与文化革命的领导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上。所以，他提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观，强调应从社会关系中去看知识分子，而非抽象地、本质地去看知识分子。他说：“在我看来，最普遍的方法上的错误是在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去寻求区别的标准，而非从关系体系的整体中去寻找，这些活动（以及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正是以此在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6］407所以，没有什么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只有属于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新的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6］2 葛兰西批判知识分子脱离人民与民族事业，主张知识分子转移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而无产阶级通过转移过来的这些“专业人员”，实现对于文化领导权的实际拥有，并通过文化上的革命实现对于民众的思想领导与占有。 瞿秋白亦持相同观点，他强调：“真正的平民只是无产阶级，真正的文化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7］250而无产阶级文学是绝对不同于以往文学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能够各方面的最深刻的最充分的最高限度的去认识社会现实，真正深入改造世界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之中所有的矛盾和困难”［7］265。所以，他主张，只有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文学创造才能够获得发展。“凡是离开无产阶级，离开共产主义的思想的作家，不论他以前的天才和文学技术是怎样，都在衰落下去，都在艺术上也退步下去。”［7］282瞿秋白借助于苏联文学经验，强调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普洛文艺已经在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现在不是几个个别的工人作家走进了‘艺术之宫’；而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改造新的文艺，新式的文艺家，向着艺术的真正群众化发展。现在不是简单地描写工农生活的文艺就可以自称普洛文学，和贵族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对抗，而是普洛文艺开辟了完全克服贵族资产阶级文艺的前途。现在已经不是研究讨论普洛文学理论的初期，还容忍着很多方面的错误，而是已经肯定了马列主义文艺的总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反动动摇模糊的倾向，而展开文艺之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7］294 因此，他在论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时，通过三种不同文学的分析，揭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并突出无产阶级行使文化领导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瞿秋白指出：传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文艺是用他们的人生观来腐蚀大众、进行奴隶教育的，中国的劳动民众还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劳动民众对于生活的认识，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总之，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差不多极大部分是从这种反动的大众文艺里面得来的。”这是应当被彻底打倒的文艺。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虽然不是反人民的，却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新式的绅士和平民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既然这样，那么，无论革命文学的内容是多么好，只要这种作品是用绅士的言语写的，那就和平民群众没有关系。‘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因此差不多对于民众没有影响。反对孔教等等……在民众之中还只是实际革命斗争的教训，还并没有成为文艺斗争里的辅助的力量。”所以，五四文学也是应当被否定的。瞿秋白认为，现在应当提出“革命的大众文艺”主张，“这是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要用劳动群众自己的语言，针对着劳动群众实际生活里所需要答复的一切问题，去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在这个过程之中，去完成劳动民众的文学革命，造成劳动民众的文学的言语”［8］。如此看来，只有无产阶级的大众文艺才是为劳动民众服务的，才是值得提倡的。 瞿秋白与葛兰西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认识及实施策略大体相同。首先，认识到文化对于民众与革命的重要性，因而必须夺取文化领导权。其次，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文化与文学的创造，因为无产阶级是最革命因而也是最先进的阶级，其他阶级包括知识分子都不具备这个资格。再次，要吸收一般知识分子的参加，但知识分子必须转变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变成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取同样的立场与同样的步伐。最后，要以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创作，并以能够帮助民众进行革命的效果来加以检验。所以，瞿秋白依据马列理论，借鉴苏联经验，结合中国现实，提出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这对帮助革命的更加广泛的推进与取得胜利，是产生过积极影响的。 但是，瞿秋白的知识分子观也包含不可忽略的片面性，主要表现在不能辩证地认识知识分子作为群体的独特作用，因而具有去智识化倾向，这是不利于革命在夺取政权及执政后建设远高于过去阶段的文化成就的。葛兰西提出“人人都是知识分子”，消解了知识分子的独特性。瞿秋白强调通过“文字革命”来颠覆五四的“文学革命”，要以拼音文字代替传统汉字，试图使工农大众在一夜之间就能文化暴富，与知识分子处于同一文化水平上，以此来创造属于大众的文艺，也是消解知识分子的独特性。不可否认，无论是葛兰西还是瞿秋白，这样的设想都体现了“左倾幼稚病”。特别是将知识分子的文化水平拉平到工农水准之上，这不是在创造文化，而是在降低文化。其实，从工农与知识分子作为两个群体的身份差异角度来看，如果说工农代表着革命的主导力量，并不能说他们同样自然而然地代表着文化的主导力量，因为他们要想成为文化的创造主体，只能在精深、全面与完整掌握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具备这个资格，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无产阶级要夺取文化上的领导权，本来不应以降低知识分子的地位来实现自己的意图，相反，应该吸收知识分子，并以尊重知识为前提普及教育、全面提高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服从文化创造的规律，这样才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并能够实施这种合法性。我们认为，说“人人都是知识分子”，应当是说人人都应成为像知识分子那样的知识者，而非认为知识分子应像工农那样只要拥有一些知识就可以了。“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应当指的不是知识分子成为工农就成了有机知识分子，而是应当指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之中掌握了全部人类文化并代表文化发展方向才能称为有机知识分子。 瞿秋白的思想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在祛魅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压抑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积极领导作用。这运用于当时，不利于左翼文学的健康发展；传之于今天，不利于整个社会向更高文化阶段攀升。正是缘于此，我们要研究与反思瞿秋白的知识分子论，探寻其发生脉络，概述其具体内容，评价其得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