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阳明心学和王门后学的巨大作用 中国“诗文评”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对诗学文论有巨大的显著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诗学文论思想有时就是某种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一种新的思想的兴起，必然对诗学文论的发展变化起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萌芽时期的“诗文评”思想，即十分活跃。 两汉时期，董学兴盛，与此相应产生了一批文论作品；但是随着董仲舒以其“天人感应”等理论将儒家思想模态化，随后一二百年使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从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故汉代后期诗学文论并无大的创造性进展。 魏晋南北朝，由于社会大变动，官方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加之佛教思想传人，思想领域产生新潮，于是影响到诗学文论，造成大繁荣的局面，“诗文评”学科正式成立。 宋代理学(新儒学)的兴起，也对宋代“诗文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表面看起来不那么直接)。 理学在宋代绝大部分时间并未成为主流，且常常受到压制。当它作为非主流思潮的时候，反而富有活力。正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所说，一方面，它对于民众生活理念的形成和社会生活秩序、伦理秩序的建立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当时理学这样超越于国家合法性之上、拥有某种真理话语权力，常常被一些普通士人作为对抗国家皇权控制的思想手段，因此理学在一定时期还具有某种批判能力，而且理学通过士绅进行了“文明”的大普及。南宋末期程朱理学得到官方认可；元代至明初，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是，元代至明代前期，是一个思想平庸的时代，原因即在于因袭成思，没有什么开拓。在没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前，学者们由于有切肤的历史记忆和实际的策略需求，所以学问中常常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此时的许多学者只是把思想当做背诵的文本，又把文本当做真正的思想。“本来，像理学那样具有批评和诊断意义的思想，是具有超越性和独立性的，它是从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体验中自内发出的，但是，当后来的模仿者被这些思想所吸引，把这些充满睿智而且有所针对的话当做真理进行复制的时候，它就已经蜕变成仪式或文本。”本来具有批评力和诊断力的思想，一旦成为流行的时尚，成为背诵和记忆的文本，就僵化了。读的书就这么几本，说的话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这几本书、这几句话虽然是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和真理，但它们仿佛是悬置在半空的高调，难以指导社会生活，于是便成为抽象的教条[6]。明代初期正是如此。皇家把程朱理学定为全民必须遵循的思想和科举考试的准则。人们的思想被限制在越来越狭窄的范围里，不准越雷池一步。永乐年间，皇家编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理学被定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于是，程朱理学也就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羁绊和枷锁。 到了明代中期的正德、嘉靖年间，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城市商贾以及一些贵族，因为富庶了，开始产生新的生活趋向，城市和乡村之间产生了越来越不同的文化趋向，被传统观念不齿的冶游、侈靡、聚敛等风气，在以商业与消费为中心的城市中滋生蔓延开来……而已经变成教条的程朱理学，越来越不适应这种变化了社会生活的新情况。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知识无法解释各种异于往常的现象，思想无以回应秩序的种种变动，士人所拥有的资源无以诊断和疗救这种变化万端的国家与社会。这就造成了思想危机。这时出现的结果是，一面更高地倡导着拯救的理想主义，一面在实行极端的实用主义，思想与策略发生背离，却没有根本的药方，主流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仍然在平庸和圆熟的套话与教条中延续。恰恰正是因为这种平庸和圆熟，迫使这些学者反身寻找另类可以刺激新思想的资源。而在那个时代，在一个思想资源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在没有外来文明根本影响的情况下，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历史与传统中曾经存在过，但又被摒弃在边缘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其中，最有刺激性和挑战力的思想资源，除了逐渐从主流文明和上层人士中淡出的佛学之外，就是南宋时代曾经与朱学对垒的陆学。于是，当时的一些学者开始从陆学吸取滋养，渐渐突显“心”的意义，从曹端(月川，1376-1434)、薛瑄(敬轩，1389-1464)、吴与弼(康斋，1391-1469)、胡居仁(敬斋，1434-1484)到陈献章(白沙，1428-1500)，这种心、理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被慢慢加深扩大，终于引来了知识与思想世界的大变化，而到明中期的王阳明(守仁，1472-1528)，正式形成了心学。阳明心学兴起，特别是王门后学，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其实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并没有某些学者所说的那么大的对立，王阳明只是从理学出发而对理学进行修正。这修正，主要表现在突出“心”的作用。他认为追求真理(“道”、“理”、“良知”)的方法和途径，根本不在“外”，而在“内”，即内心的修养历程；人要获得“良知”，不假外求。因为在王阳明看来，“心”即“理”，“心”“理”一也，“心”外无“理”。不能像朱熹那样把“心”与“理”分开。因此，王阳明认为“致良知”不是从外部世界去找道德提升和心灵澄明的途径，而是发掘内在心灵自有的灵明。于是王阳明对儒家经典作了重新诠释，特别是对《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的意思进行新的说明，将之变成一系列内在心灵的省思和调整活动，这样，“知”与“行”也即统而一之了⑦。 这就是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的主要修正。 在程朱理学已经僵化为教条而不准有异说的当时，在它已经失去批判能力、建设能力和解说新事物能力的时候，阳明心学的出现，发出不同的声音，在沉闷的天空里升起一颗新的思想气球，为众多士子学人打开另一片思维天地。这对长时间禁锢在程朱理学之下的诗学文论领域，当然是一种解放。而对诗学文论的这种解放作用，在王门后学——泰州学派或称左派王学那里就更突出、更直接地表现出来。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如何心隐(1517-1579)、罗汝芳(1515-1588)，特别是李贽(1527-1602)等，对儒家传统观念，对历史传统和社会秩序进行攻击，打破俗人和圣人、日常生活和理想境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的界限，肯定日常生活与世俗情欲的合理性、正当性，鼓吹率性所行、纯任自然，提倡童心(赤子之心)。李贽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人，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于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医药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7](《意心说》)李贽在《杂说》中还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能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和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7](《杂说》) 李贽的这番言论，无异于向程朱理学投了一枚炸弹，他甚至说六经、《语》、《孟》“其大半非圣人之言”，“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说它们“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那些程朱理学的卫道者听了李贽这些话，还不气个半死？怪不得他们不遗余力对李贽口诛笔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对于当时的广大学人，这些言论则是一种启蒙，是一盏解放思想的明灯。 正是在阳明心学、特别是左派王学的启蒙、导引之下，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股从文艺创作到文艺思想的张扬情感(乃至情欲)、张扬个性、张扬独创的潮流，历来为论家所瞩目，成为中国“诗文评”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股潮流的代表人物，较早的是徐渭。他生性狂放、纵情，不愿受传统礼法之束缚，性情怪癖，据说有人去访问他，若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在创作上他个性鲜明，风格豪迈而放逸。他特别提倡独创，反对摹拟，认为写诗如果一味摹拟，摹拟得再好、再像，至多是鸟学人言，有何价值可言？此番言论、此种主张，被后来的袁宏道引为同道，他们虽生不同时，却气味相投。袁宏道非常敬仰徐渭，曾写《徐文长传》，对徐渭有一段精彩描述：“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麴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8]由袁宏道的评述，我们亦可见徐渭思想、创作于一斑。 大约在徐渭之后数十年，有临川汤显祖出，是位更激进的主情派，并把这股潮流更推进一步。汤显祖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憺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动裂金石。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日传者。亦世所不许也。予常以此定文求之变，无解者。”[9 ](三十一卷)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又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9](三十四卷《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汤显祖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突出地强调“情”，反对“理”，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9](卷四十五《寄达观》)。在汤显祖眼里，情是至上的，他在《牡丹亭记题记》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的诗文和戏曲作品，贯彻了他的这些主张。 与汤显祖差不多同时，出现了公安三袁(老大袁宗道、老二袁宏道、老三袁中道)，其最主要的代表是兄弟三人中的老二袁宏道。公安派张扬个性、张扬情欲、张扬独创、反对摹拟，言辞激烈，火药味十足，摆出一副与世俗观点誓不两立的姿态，对抗传统观念。在《与张幼于》一文中，袁宏道说：“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不然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10](卷二十二《与张幼于》)他提出的“性灵说”，可以说把主情派的思潮推到极致。在《叙小修诗》中，袁宏道说：“(诗文)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10](卷一《叙小修诗》)所谓“性灵”，就是情性、情感，“性灵说”要诗文突出地表现情感，把情感放在首要位置。其实，提倡“性灵”并不自三袁始，前已说过，袁宏道的老师焦竑就曾明确指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写诗如果“感不至”、“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雅娱阁集序》)，主张诗应当“沛然自胸中流出”(《笔乘》)。汤显祖所说的“情”，实际上也就是“性灵”，他在《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中就称赞文章“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9](卷三十二《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但是，他们都没有袁宏道说得这般激烈和透彻。 此外竟陵派也谈性灵。公安、竟陵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是二者也有差别。有学者已经指出，公安、竟陵两派，虽然都是标举性灵，但他们所指陈的对象及用法是不同的。请看公安袁宏道《叙小修诗》所说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和竟陵钟惺《诗归·序》所说的“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以及谭元春《诗归·序》“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想亦非苟然而已”等等的说法，比较之下即可明白：公安派袁宏道等人，用性灵来说明文学创作时，要有真性情流露其间，才不会迟滞呆板；竟陵派钟、谭等人，则用之于鉴赏古人的诗作，认为看前人作品，贵在能从纸上字里行间，看出古人的真性情，而产生共鸣。同样谈“性灵”，公安派谈的是创作论的范围，竟陵派谈的是鉴赏论的范围[11]。 不管怎么说，晚明的这股革命思潮应该得到重视。 有人可能会说，重视情感是中国“诗文评”史上许多论家的共同主张，何止明后期的这些人？不错，认为诗必须表现情感的思想，的确古已有之，《毛诗序》不是说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在明朝，高唱“复古”、主张摹拟的前后七子也认为诗歌必须有情。徐祯卿(1479-1511)《谈艺录》中说：“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发。既动于中，必形于声。”又说：“情能动物，故诗足以感人。”“诗文评”史上类似论述多得不可胜数。但是，明后期的这些主情派却有自己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秉承王门后学的思想倾向，向内心情感无尽开发，极力张扬情欲而达于极致。如果说历史上其他论家谈情，常常把情放在理的约束之下，那么晚明的这些主情派，则是把“情”放在“理”之上，以“情”格“理”。在他们这里，情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矛头直指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在当时具有积极的“革命”意义。虽然他们的观点可能有某些偏激的地方，但他们在明代帝国思想专制历史上的革命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