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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诗文评全貌 明代是中国古代文论家和各种诗学文论思想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各种“诗文评”著作也层出不穷，使此时“诗文评”成为又一个辉煌时期。例如前后七子的辩驳论争，左派王学影响下的新鲜文论思想的活跃，徐渭、李贽、三袁、汤显祖等的大胆“叛逆”而充满独创思想的言论……使明代文论以至整个学界热闹非凡；戏曲理论(曲话)、小说评点、叙事文论的发展等也是明代文论的新亮点。宏观地说，一方面，这辉煌与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不无关系——明朝时代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之中，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第一；而明代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包括思想、学术和审美文化等)也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明代“诗文评”的辉煌也是历代积累的结果，仅诗话之作(包括有“诗话”之名和无“诗话”之名而实为诗话)就有170多部，而词话、曲话、小说评点都超过前代；它们在继承自先秦以来优秀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发或提出新见。郭绍虞先生说它“空疏不学”，大概指个别作品而非全部，因为，明代的许多“诗文评”著作，如高棵《唐诗品彙》、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前后七子的一些作品如《四溟诗话》、《艺苑卮言》，还有李贽、叶昼等人的小说评点，徐渭、臧懋循、吕天成、王骥德等人的曲论，还有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与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的争论……其实并不“空疏”，也非“不学”。 如果用简略的话概括明代“诗文评”全貌，或许可以这样描述： 明初宋濂(景濂，1310-1381)、方孝孺(逊志，1357-1402)等人所提出的是带有复古色彩的正统的适应皇权政教的文论⑤，紧接着他们的就是御用的台阁文学思潮，表现出来的是靡弱文风。 之后，高棅(廷礼，1350-1423)承袭严羽，提倡“悟入”，阐发的是宗法盛唐的诗论；而他划分唐诗为“初”“盛”“中”“晚”的思想，颇有影响，其主要观点表现在其《唐诗品彙》中，该书“自序”云：“今试以数十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以示学者，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为晚唐。”⑥ 明中期，天顺、成化年间以宰臣李东阳(西涯，1447-1516)为领袖的茶陵派祖述沧浪之说的文学思想，是七子思想的先导；其《怀麓堂诗话》有一段名言：“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而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 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献吉，1472-1530)、何景明(仲默，1483-1521)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于鳞，1514-1570年)、王世贞(元美，1526-1590)、谢臻(茂秦，1495-1575)为代表的后七子，掀起两次复古思潮——他们以复古为途径以改革文风，同时他们的复古实质上也是对已经僵化了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对抗(官方规定只能读程朱理学，他们却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两次复古思潮之间又有西涯门徒杨慎(升庵，1488-1559)兼容并包的文论思想，以唐顺之(应德、荆川，1507-1560)、王慎中(遵岩，1509-1559)、茅坤(鹿门，1512-1601)、归有光(震川，1506-1571)为代表的唐宋派文论。 明后期，万历年间在王门后学(尤其是李贽等人)影响之下兴起了肆意张扬情欲的文学思潮，如徐渭(文长，1521-1593)、汤显祖(义仍，1550-1616)等的主情和尚意趣，以袁宏道(中郎，1568-1610)为代表的公安三袁的性灵派之张扬性灵、反对摹拟，钟惺(伯敬，1574-1624)、谭元春(友夏，1586-1637)的竟陵派也倡性灵但着眼点多从欣赏角度出发。此外，还有李贽、叶昼(文通，生卒年未详)等人的小说评点，开清代小说评点风气之先；王世贞(弇州，1526-1590)《艺苑卮言》、徐渭(文长)《南词叙录》、臧懋循(晋叔，1550-1620)《元曲选序》、吕天成(勤之、郁蓝生，1580-1618)《曲品》、王骥德(伯良，1540-1623)《曲律》……上承元、下启清，是元与清之间戏曲理论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对以往的戏曲艺术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以上所述文论家、诗论家、曲论家，他们的思想趋向和文论观点各有不同，在历史上的功过不一；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皆有可论。譬如，我们可以重点说一说前后七子。他们的功过是非众说纷纭，但不管是功是过，他们无疑是明代“诗文评”史上的两座大山。他们的文论思想不但与派别之外的文论思想不同，而且派别内部也有争论(前七子李梦阳与何景明之间，后七子谢臻与李攀龙、王世贞之间，就有不少笔墨官司)，每个人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发展(李梦阳晚年对其“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和一味摹拟的主张就有所反省，而王世贞对早年之《艺苑卮言》也有悔意)。从他们的著述中可以明显感到严羽的影响(明清许多论家身上都有严羽的影子)，足见传统力量之强。他们的诗学文论思想相当复杂和丰富，不可简单予以肯定或否定。一方面他们以“复古”为径而行革新靡弱文风和对抗程朱理学之实，却又的确堕入摹拟古人的泥潭——这是他们无法辩解的弊病；另一方面他们又的确提出了许多精彩思想，如李梦阳说：“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号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而文人学士顾往往为韵言谓之诗……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士，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号，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也，斯足以观义矣。故曰，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5](《诗集自序》)谢臻《四溟诗话》“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王世贞《艺苑卮言》带有总结性的多方面的诗论文论曲论思想，都有精彩之处，值得研究。 而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明代中期阳明心学的兴起以及此后王门后学(特别是李贽)的狂飙思潮，对诗学文论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在其推动之下，徐渭、汤显祖、公安三袁、竟陵派等提出了带有巨大冲击力的诗学文论思想，更值得特别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