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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上可以看出，“小资产阶级”的概念是从一个单纯的经济、阶级与政治概念逐渐发展到关涉思想文化和审美的概念的，这一发展过程正好伴随着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所以知识分子的问题也就全面地阶级化即小资产阶级化了。而一旦知识分子被阶级化了，也就得按照阶级的观点来界定知识分子的性质、地位与功能了。结果，当然只能将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而推到非常尴尬的历史地位之上，虽然承认他们是一种中间角色，指出其具有与革命关联的可能性，但必然会强调它们与革命的距离，从而加大对于知识分子的防范、批判乃至否定，不能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的独立的历史与文化作用。而放置在文学活动中来看，也就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学与知识分子创作之间的对抗性，从而否定后者。这里的推演关系是：如果承认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意识无可置辩，那么，“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决定“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亦无可置辩。如果首肯“文艺从属于政治”，那么，就要认同“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因为“文艺本来是宣传阶级意识形态的武器” ［10］ ，所以，无产阶级的文艺一定反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政治意识，资产阶级的文艺一定反映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政治意识，“小资产阶级”的文艺也就必定是反映“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政治意识的了。反之亦然，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政治意识一定要通过“小资产阶级”文艺方能呈现，因此他们政治上的“动摇”“疑心”“个人主义”“颓废主义”“享乐主义”在文学上就表现为“用极优美的句子来写极粗暴的生活”，“用极香艳的词藻来写大革命的狂飙”，“用花哟爱哟来写劳工生活”［11］ 。 “创制一种非驴非马的‘中间’语体，发挥小资产阶级的恶劣的根性” ［12］ 。这种文艺就是落后的文艺，这样的作家是带有“小资产阶级”根性的作家。因此，在文艺工作的领导上，就不应该放松或放弃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不应该放弃对一切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批判、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工作，否则就会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很大的空隙来占领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 ［13］ 。 对于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这种忧虑和否定是一种误解，造成误解的原因是将革命的等级性直接演化成了文化与审美上的等级性，误入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少越革命的怪圈。这种逻辑实现的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阶级属性到文化属性再到审美属性的全方位否定，是阶级定性对文化与审美定性的越权。其实，阶级、文化、审美话语本属不同层面，应该放置于不同的语境中理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实际的社会变革的行程中，自然赶不上工农份子的积极，也赶不上工农份子所发生的力量，但在文化运动文艺运动这一领域当中，很自然的，这是他们的有力的阵地。” ［14］13 也就是说，在暴力革命中，工农的先锋作用与革命资格已经是被历史确认了的，这本也无可厚非；而对于文化革命来说，恐怕就不能简单地套用阶级理论也做出工农同样拥有先锋作用的结论因为“文化资格应当由其文化素质的高低来判断；当革命者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时他未必能够同时成为文化上的领导者, 来合理进行文化资源的分配与再创造，他要领导文化活动，就得按照文化活动的规律来要求自己，从而使自己具有领导文化的能力” ［6］。“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从五四时期起就已有显现，瞿秋白在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曾说过：“在这种根本倾向之下,当时(按:指五四前夜)的思想界, 多多少少都早已埋伏着复古和反动的种子，要想恢复什么‘固有文化’独有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萌芽, 能够用对于科学文明的坚决信仰, 来反对这种复古和反动的先兆。” ［15］这说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茅盾也认可“‘五四’的中心壁垒‘新青年派’，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常做了正在和封建势力斗争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16］。足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传播者和推进者。“新兴阶级的文艺思想, 往往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地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集中新的队伍，克服过去的‘因袭的重担’，同时，扩大同路人的阵线。” 小资产阶级文艺是五四运动划时代转变的文化产物，这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政治的舞台，负起了民主革命运动思想文化改造这一重大任务”，在文艺领域当中“肩负起了文艺运动的重任”，乃至“五四”后在中国发生的一长串文艺运动当中（主要包括个人主义的恋爱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众文学、国防文学、抗战文学），“我们可以毫不客气、毫不讳饰的说一句话：参加这些文艺运动的，大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14］10-11。 这让我们看到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在中国整个新文化建设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确实起到了特殊的、无法取替的作用。也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的确很明显“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但存在着,而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还是属于这类文学的范围)” ［17］。 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的先锋和桥梁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18］ 这说明，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解读应该采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二元”模式。“自然属性”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的那部分属性；“社会属性”指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的那部分属性。就是说，不应该仅固守阶级分析统辖一切的“一元”模式，即既从阶级上分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也要从文化与审美上分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与审美属性。根据阶级定性来分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表现。根据文化与审美定性来分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与审美表现，不能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取代文化与审美的表现，将阶级斗争的表现直接转化为文化与审美的表现，这就会混淆两类不同属性之间的区别，简化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从而有可能抹杀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 可见，长期以来，我们所认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性只是其属性之一，而且揭示这一属性，主要是用于帮助他们认识自身在实际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并让革命的领导者用好他们。脱离这一革命语境或伴随此语境的消失还仍然抓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一属性不放，甚至不承认它还具有更加根本的属性、更加根本的作用社会的独特性，就会犯下故步自封的错误，不能辩证地全面地认识事物的特殊性，无法肯定知识分子所起到了的重要历史作用。其实，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的群体，知识分子的文化与审美属性才是它赖以存在、赖以与其他社会阶层相区别的本质属性，知识分子不仅在参与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会发挥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在脱离了阶级斗争的语境以后，他们的这部分属性会更加彰显，更加具有创造性。只有认识到了这一根本点，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才是合理的，符合历史事实的。以此为认识的基点，才能找到真正认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恰当方法，才能合理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主体和发展动力等基本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