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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凡是一种社会历史的观念，都是一种整体的观念，而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人。用我们上文曾经用过的表述的方式，就是它是一种“价值”，而不仅仅是一种“使用价值”；它不但能够承担个体的人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能够承担整体的社会历史的存在和发展，因而我们才说这个个体人的生存和发展是有“意义”的，有社会意义的(所有的意义都是社会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个别的人)。这种社会意义使其具有一种崇高性、严肃性，不是也不能是平庸的。这对于“现代性”、“古典性”、“西方性”都是适用的。不论是孔子和老子，还是鲁迅与胡适，抑或是伽利略与列夫·托尔斯泰，都给我们一种崇高感；他们不是平庸的，更不下作。 “平庸性”不是“平凡性”。“平凡性”并不是没有承担社会和历史，而是没有能力更多、更有效地承担社会和历史，但它却不会将整体的社会历史的价值仅仅作为行私利己的工具和手段，不会将“价值”仅仅蜕化为一种“使用价值”，从而将崇高的化为庸俗的。《祝福》中的祥林嫂不是没有承担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她承担了自己的生命，也就是承担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她不想剥夺任何人的幸福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她没有承担起更多、更大的东西，但并不是她不想承担，而是她没有能力承担。她关心自己的丈夫，爱自己的儿子，但她的丈夫得病死了，她的儿子被狼吃了。她很痛苦，她的痛苦是真诚的，而这真诚的痛苦就说明她不是平庸的，也不甘平庸。——她有对人的真诚的爱；《阿Q正传》中的阿Q则是平庸的，因为他不但不想承担别人的生命和幸福，甚至连自己的生命和幸福都不想由自己来承担。他总是想用压倒别人的方式满足自己的虚荣，他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就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我们经常想正面评价他的“革命”，实际上他对“革命”的想法也是平庸的，因为他不知道、也不想承担“革命”必须承担的责任，只想在“革命”中捞到好处。——什么崇高的东西到了他这里都会变成平庸的，因为他不爱任何人，包括他自己。这对于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是最危险的。在底层劳苦的社会群众中，平凡的多于平庸的，因为没有多少崇高的东西可供他们来享用，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力量来承担他们自己的生命，而在我们知识分子(广义的)之中，则是平庸的多于平凡的，因为人类历史上最美好、最崇高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行私利己的手段和工具，这就把人类以及本民族的文化污染了。——哲学上将这种文化现象叫“异化”。文化一旦平庸化，就被“异化”了，“异化”了的文化将人变成非人。 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被五四新文化打倒的，实际上，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很久很久，中国传统文化就被平庸化了，而平庸化就是一种文化走向毁灭的开始。老子和庄子的哲学都是崇高的，因为他们的哲学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他们本人，而是整个人类感受和认识世界、感受和认识社会人生、感受和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它们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有效的；不是完美的，但却是独创的。但是，当他们的后继者将他们的哲学变成各种能够混饭吃的法术的时候，他们的哲学就被平庸化了，就没有崇高感了，而大大小小的骗子也就在老子和庄子哲学的掩护下大行其道，甚至连“打假”都能成为“作假”的手段，真正的道家哲学就湮没在这些骗子们的群魔乱舞之中；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也是崇高的，也是整个人类感受和认识世界、感受和认识社会人生、感受和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它们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有效的；不是完美的，但却是独创的。但是，当他们的后继者将其变成一种“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途径和手段，儒家文化就被平庸化了，就没有崇高感了，而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也就可以在孔孟之道的保护伞下行私利己、争权夺利，甚至连“反贪”也能成为“贪污”的手段，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反而成了“书呆子”，没有“用处”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就湮没在这些贪官污吏的蝇营狗苟之中。只要读一读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们就会知道，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文化早已死在这些贪官污吏的手里，五四新文化只不过是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废墟上根据现实需要重新建立起来的种新的文化传统罢了。在那时，中国的境遇较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在西方社会、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中看到了一条别样的路，他们试图用这样一条道路承担起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艰难，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就在他们的这种自觉的承担意识中诞生了。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不是万能的，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也不是万能的，它们都需要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承担，也都有可能被人平庸化并在这种平庸化中走向衰败。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倡导者开创了这种新的文化和文学的传统，也承担了这种新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但当这种传统成为“传统”，当这种文化和文学传统的价值标准在这个传统中成为被多数人承认的价值标准，它就不但需要人的承担，而且还能够承担人，亦即它不但是一种“价值”，而且还可以是一种“使用价值”。当胡适决定提倡白话文的时候，当陈独秀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并撰写《文学革命论》予以阐扬和倡导的时候，当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的时候，都是以一种文化价值的形式直接呈现出来的，它们的作者就是这些文化价值的承担者，他们像先秦的老子和孔子一样，除了自我表现的自由之外，并不期待得到更多个人的好处，即使这种自我表现的自由，也必须准备承担世人的歧视、冷落乃至人身的攻击。——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思想和言论负责，必须自己承担起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生成和发展的艰难。但当这种文化成为一种传统，这种文化就开始具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这双重的价值形式。 一种文化成为一种传统，是通过“接受”而实现的。当孔子的思想被他的弟子们所接受并编为《论语》一书，孔子思想就成了一种“传统”，并有了继续传承的可能，而接受者的“接受”则赋予了“原创者”个人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使其有了“名”，而“名”则是可以作为“使用价值”直接加以使用的：它将一个人从“芸芸众生”中提取出来、使之成为“名人”，从而也可以获得现实社会更多的关注和物质的利益，所谓“一举成名，名利双收”。这对原创者本人的原创性活动并没有实际的影响，孔子死后由封建帝王赋予他的“至圣先师”的称号已经无法改变孔子一生的坎坷命运；鲁迅死后由毛泽东赋予他的“三个伟大”的头衔对于他生前的境遇也已经于事无补，但这对于一种文化传统的传承者则是有其实际的影响的，即：有些人可以仅仅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成为这个文化传统的传承者。他们表面上也是这种文化传统的传承者，但他们并不想用自己的创造性活动承担起这种文化传统存在和发展的艰难，而只想用这种文化传统自身的力量承担起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艰难。他们将这种文化传统仅仅变成了自己加以“使用”的“使用价值”，并用自己的“使用”而消耗着这种文化传统的能量，消解着它的“价值”，使其变得平庸化、世俗化。我们在这些人的制作物中所能够看到的“现代性”，实际并不是这些作品本身的“现代性”，而只是新文化、新文学传统自身的“现代性”，而“平庸性”才是这类制造物的本质特征。我们说现代白话文是具有现代性的，但这只是对整体的中国现代白话文传统而言的，是从中国现代白话文的提倡者和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现代白话文的表现力的传承者而言的，而那些用现代白话文说的“大话”、“空话”、“假话”却不在其列，因为我们从中感觉不到说话者本人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立承担。总之，“现代性”并不是在那些没有独创性的制作物中得到传承的，而是在那些虽然已经不是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开创者、但同样以自己的力量独立地承担了这个传统的传承者中间得到传承的。例如曹禺，对于整个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传统而言，他分明只是一个继承者，但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戏剧创作却仍然独立地承担了这个传统，而不只是让这个传统承担起了自己。它们不是平庸的，因而谈论曹禺是为了名利还是不是为了名利，都是毫无意义的。——它们传承了中国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现代性”。 历史并不总是正对着未来向前走的，而有时、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有可能沿着逐渐平庸化的道路向后走，这样走的结果是返回到这个历史的始发点之前，从而也失去了对这个历史始发点的清晰的感觉。由于我们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足，至今还没有人将这个平庸化的过程更加清晰而完整地描述出来，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却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实际存在的。有些学者认为，“没有‘五四’，哪有‘文革’？”他们是把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与文化大革命作为因果关系看的，但这些学者却忽略了一点，即文化大革命恰恰是以五四时期已经开始形成的由学院知识分子、社会知识分子构成的中国现代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消失为标志的，恰恰是以这些知识分子“民主、科学、自由、平等”思想理想的被消解为标志的，恰恰是以中国社会重新蜕变为一个只有政治的上下等级关系而没有了横向的思想文化交流的干燥空洞的大“国”为标志的。在那时，只剩下了一个“国”，而没有了“社会”；只剩下了“政治”，而没有了“科学”和“文艺”。所有有生命活力的思想火花都熄灭了，所有有生命活力的“人”的声音都喑哑了。——这哪像五四那样一个“处处闻啼鸟”的时代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