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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你在“传统”之中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当你离开了它的时候，你就感到它的力量、它的存在了。 当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倡导者在青年时期接受当时的私塾教育的时候，他们是感觉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的，是感觉不到这种传统的存在的，但当他们因为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试图离开这种传统、另辟蹊径的时候，他们才感到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力量之所在，才感到中国古代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是因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产生而获得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的，正像儿子的诞生使母亲成了母亲一样。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倡导者几乎是在“逆水行舟”的感觉中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推向中国社会的，但这也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母腹中呱呱坠地的历史过程，是它离开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为中华民族新的文化和文学传统所必经的淬火过程。——它承担起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自身蜕变和发展的艰难。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性质和特征，一种区别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同时也表现为一种“力量”，一种“能力”，一种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束缚和禁锢中解放出自己而获得自身的自由的“力量”或“能力”。这表现在社会实践中，就是通过个人的奋斗能够实现在中国古代社会所无法正常实现的现实追求，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有人的主体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中就是要通过个人的研究活动能够发现和证实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历史上无法发现和证实的真理，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有人的主体性和学术活动本身的“学术性”；在文学艺术上，就是要通过个人的艺术创造活动能够发现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无法发现和表现的心灵感受：崇高或优美，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有人的主体性和文艺作品本身的“艺术性”。也就是说，“现代性”不能只是一些标语和口号，不能只是一些抽象的理论教条，而是一种新的内容和形式的结晶品：其新的内容是其新的形式的内容，其新的形式是其新的内容的形式。在中国现代的历史条件下，从西方直接接过一个新的理论命题、新的研究方法或新的表现形式，但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没有一种主动的承担，没有作者本人主动的社会追求、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也没有经过自己独立的创造过程，或者有了这些而在客观上没有成功地实现这种独立的创造，都不能说是具有“现代性”的，因为它充其量还只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的，甚至连在西方能够具有的价值和意义都被破坏了。在这个意义上，戴望舒的《雨巷》是有现代性的，因为它所成功表现了的情感和情绪是用中国古代的诗词无论如何也无法表现出来的，它用中国现代自由诗体的形式承担了自己情感和情绪的表现，也用自己的情感和情绪的表现承担了中国现代自由诗体的形式，而李金发的诗就很难说有什么“现代性”，因为他的诗本身就是不成功的，因而他的“诗”的“现代性”实际是无从说起的。对于李金发，象征主义仍然只是西方诗歌的一种诗体形式；与此同时，“小放牛”也是没有“现代性”的，因为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形式。它的内容是传统的形式能够承担的内容，它的形式也是传统的内容可以承担的形式。说它是在中国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的一种文艺形式是可以的，但要说它有什么“现代性”，那就有些捕风捉影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与古典性、经典性、传统性是相对举的，但不是相对立的，而它与“平庸性”才是真正对立的关系。“平庸性”不是“通俗性”，而是没有自己的“独创性”；“现代性”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创造行为在其创造物本身的结晶，所以没有“独创性”的事物就不会具有“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发展形式和丰富形式，因为它们都是具有社会历史的性质和特征的，都体现了当时历史时代的人的高雅的、严肃的社会追求、文化追求和文学追求，亦即都是与“平庸性”相对立的。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既不能代替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也不是对它的“彻底”否定和“全盘”抛弃。它对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批判和否定只是历史性的、时代性的，是在自我诞生过程中的挣扎和反抗。正像徐志摩在《婴儿》一诗中所描写的那样，这带来了母体的阵痛，但也收获了一个宁馨儿。——“古代”渐渐远去，“现代”走向前去，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阿Q正传》的发表没有消灭任何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的小说作品，只是将自己降临到了中国小说的历史上。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性”实际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性”，“现代性”实际是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古典性”。因为它们都是具有“经典性”和“传统性”的人的创造物：前者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和“传统”，后者是中国现代的“经典”和“传统”。 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这个文化命题。在很多学者的观念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好像是外在于五四新文化传统、外在于“现代性”的另外一个文化命题。实际上，中国的“现代性”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现代性转换”。“转换”是要有一个“文化之轴”的，没有这个“文化之轴”，一切都是凝固的，怎样“转换”？这个“文化之轴”是什么呢？就是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主动承担精神以及这种承担的有效性。除此之外，难道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别样的途径和法宝吗？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承担了中国古代的社会、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学，而鲁迅、胡适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承担了中国现代的社会、中国现代的文化、中国现代的文学，这种承担精神及其有效性凝聚在他们的创造物中就是“现代性”。难道这不是最合理的“转换”方式吗？一个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现实需要略无知觉或尽管有其知觉但却不想对此负责的人，又怎能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呢？不难看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动承担精神并且始终追求着这种承担的有效性，一个人才会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接受的一切都用于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营造和建设。这样的人，难道还有对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的人吗？必须看到，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都不是比我们当代的复古主义者们更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的人。当他们进入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过程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现代性的转换。倒是当时那些根本不想了解现代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新的变化或对这些变化略无关心的私塾先生们，才将自己读了一辈子的经书都烂在了自己的肚子里、并带进了自己的棺材里。——让中国传统文化与他们一起走向了死亡。 转换的“文化之轴”实际也是联系的“文化之轴”，因为无法将两种文化联系起来，也就无法实现这两种文化间的相互转换。——“转换”也是一种“联系”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是通过“现代性”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古典性”联系在一起的。这好像是一个悖论，实际上，只要将迄今为止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道理其实是不难理解的。例如，在中国现代社会中，谁的思想与中国古代孔子的思想联系得更加紧密呢？一个略有思想史眼光的人都会说：鲁迅！因为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思考并实践的都是同样一个问题，即“立人”的问题，即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即“人”在社会中成长和发展的问题。他们都是广义的人道主义者而不是“神道主义者”和“为我主义者”。相对而言，人们倒很少将中国现代的梅光迪、吴宓这些新古典主义者与孔子直接联系起来，因为尽管他们在理论上更加尊崇孔子，但他们关注的却不是孔子所关注的“立人”的问题，而是现代学院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做学问”的问题即学术研究的问题。这当然也是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的，但到底与孔子关注的不是一个同样性质的问题。 “现代性”不仅是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转换”并在这种“转换”中建立起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有机联系的“文化之轴”，同时也是它“转换”并在这种“转换”中建立起与外国社会、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有机联系的“文化之轴”(其中更以与西方社会、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联系为主)。在这里，我们必须着重指出的一点是，“西方性”是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主动承担精神及其有效性在其创造物之中的结晶品，西方社会、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不论以如何清晰的面目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必须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自身承担以及对这种承担的有效性的追求才能转换为中国的，并通过这种转换将二者联系起来。没有“转换”就没有“联系”。即使一个翻译家，如果没有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承担精神以及对这种承担的有效性的追求，也不可能知道翻译什么以及怎样翻译。而不通过翻译，西方的还是西方的，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联系还是建立不起来的。——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西方社会、西方文化、西方文学永远不只是一个如何评价的问题，而更是一个如何转换的问题，亦即如何通过对西方社会、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转换来承担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艰难的问题。 综上所述，“现代性”与“古典性”、“西方性”各自通过对自身的承担以及这种承担的有效性而彼此发生着“转换”并在这种“转换”中相互联系在一起。它们是对举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对立面，即“平庸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