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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射的文史价值 自《诗经》以来，有许多优秀的作家、诗人皆以正义之名经营其影射之作，影射在中国文学史上应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自20世纪60至70年代激进派大搞影射批评和影射史学以来，影射作为艺术方法的价值也被许多人否定了。有人认为它是激进派的一种深文周纳的“诛心”之法，也有学者认为它“不是一个美学概念”，是“非历史反艺术的”，“合目的却不合规律”的写作方法。[7]这就使“影射”过于污名化，这种价值评判也是反历史主义的。 影射作为一种文学手法，其独特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影射可看成是隐喻或暗喻的一种，是贬义化的隐喻和暗喻，影射中含有对所指的对象的讥讽、嘲弄等否定意向。如屈原在《离骚》中用“众芳”隐喻群贤，而用“众女”影射群小或众臣。不过，影射比隐喻有更多的叙事内涵。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里用“桃千树”、“看花人”影射当朝新贵和趋迎小人，但背后有参与王叔文政治改革失败、仕途坎坷、今昔之慨等更丰富的寓意和故事。影射和象征一样借此说彼，但不及象征那样蕴含更多的“复意”和更深的哲义。影射作品的那层“复意”往往确指具体人事，较为浅近平直。同象征比较，影射的审美距离较近，美学内涵较窄。但它终究是一种合特定目的合一定规律的美学概念和艺术方法。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洛克在《论人的知解力》中把影射与隐喻都看成一种“巧智”，并把巧智与想象等同，认为“巧智主要见于观念的撮合。只要各种观念之间稍有一点类似或符合时，它就能很快地而且变化多方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从而在想象中形成一些愉快的图景。”“而隐喻与影射在大多数场合下正是巧智使人逗趣取乐的地方，它们很生动地打动想象，受人欢迎，因为它的美令人不假思考就可以见到。”[8]可见，影射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影射首先是一种巧智的叙事，它一般是通过暗喻、隐喻的方式完成叙事，也使用一些较为特殊的编码技巧，如同音、谐音、同义、拆字、类比、对应等。“四五”诗歌中有诗句“江桥摇，是拆还是烧”，江桥摇即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珰女士》通过“玎珰”或“丁零当啷”的象声词把“珰女士”与“丁玲女士”联系起来。《银蛇》以“邵逸人”暗指郁达夫，以“伍昭雪”暗指王映霞。这些技巧帮助我们把文本中的形象、事件与影射对象撮合、联想起来，从而完成其巧智叙事。同时，在巧智叙事中也包含有抒情和臧否，所以它同时也就达成一种巧智的讽刺。影射作为巧智的讽刺艺术，还含有一层“隐”的意涵。“影射”又可称为“隐射”，隐即婉曲，射即讽刺。“隐”是中国古代文论和修辞范畴之一，通常是“隐秀”合称对举。《文心雕龙》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周振甫注“文外重旨”是：“文辞中没有说出的意思，说出的是一层，没有说出的是一层，所以称重旨，称复意。”又说隐即婉曲，有两种表现：“一是不说本意，用事物来烘托本意的；二是不说本意，用隐约闪烁的话来暗示本意的。”[9]不管怎样，隐是文学语言的基本要求。而影射可说是“隐”的一种特殊表现，它也是要求在文本表层意义中隐藏另一层意义。影射就是一种不直说不直接的讽刺，一种更文学化的讽刺，一种巧智的讽刺。当作者以巧智的编码来经营影射文本，读者在欣赏或阅读时就有可能破解这些编码。这样，影射文本在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也会带来发现的快乐，获得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20世纪40年代，当人们观看《天国春秋》时，听到洪宣娇说出：“大敌当前，我们不应该自相残杀！”立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那是因为领悟了剧作的“醉翁之意”。《天国春秋》、《屈原》等作品因人们能及时发现其巧智的编码而名动一时。更有许多作品是因为其影射而丰富了其思想蕴涵，成为名作，如《八骏图》。 影射文本同时还具有历史价值或史料价值。由于写作者往往对所影射的人事非常熟悉或时空距离较近，所以尽管影射中含有润饰、虚构的成分或否定、嘲讽的意向，其所写内容终究有几分真实，有的甚至就是高于间接史料的直接史料，属于梁启超所谓的“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的“第一等史料”。[10]鲁迅的《补天》在“油滑”的影射中隐藏了一则文坛论争的史料。汪静之的《蕙的风》出版后，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撰文攻击诗作“堕落轻薄”，“有不道德的嫌疑”。引起论争，鲁迅写了杂文《反对“含泪”的批评家》进行批评，又在《补天》中以“古衣冠的小丈夫”对其道学面孔进行影射。章克标的《银蛇》记录了他与郁达夫的一段特殊交往以及郁达夫追求王映霞的狂热情态和细节。《珰女士》再现了胡也频失踪后丁玲的复杂情感，珰女士说：“蘩是我第一个男人，第一个追求我的男人，又是我的丈夫，我爱他。黑是第一个我所追求的男人，我的情人，我爱他。云是我第一个敬畏的男人……我爱他。廉枫是超然的，是诗人，我崇拜他，我感激他……”“要是蘩能有一些廉枫的温柔，我也许就不会再对黑发狂。要是黑能有一些廉枫的热烈，我也许早就跟了他跑了。要是云能有一些廉枫的妩媚……我也许会和他更接近。可是廉枫虽然完备了一个男人要给一个女人的一切，我却并没有想要从他那里希望得到一些什么。这四个好朋友，也许就是我一个完整的幸福；有了这四个朋友，所有的爱我全有了。”[11]这里较真实地反映了丁玲与四位男作家的关系。许多影射文本在影射中还留下了一些不经意的文学史料，可作为作家研究的佐证。如《八骏图》、《东藏记》也许真实摹写了某些作家性格的另一面，或者至少可以真实地反映沈从文、宗璞两位作家对某些作家的映像和观感。那些影射类的历史文学固然是以古代史料为依据写成的，多数写作者本身就是历史学家，他们影射现实的时候同时也折射出当代的历史状况。那些取材于现实的影射文本更映射出当代的历史样相。所以，影射文本不是纯粹的文学文本而兼有历史文本的特征，都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本，其中蕴藏着文学史甚至历史写作的特殊史料。 影射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史价值，但这种价值总体上是实用主义的。正如影射史学都有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样，影射文学也具有它明确的功用。多数的历史剧和历史小说都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而是为现实而写历史，是古为今用、借古讽今或借古喻今，甚至有更具体的影射目的。取材于现实的影射文学也往往是为我所用，有政治的、文学的甚至个人的用途。总之，影射文学由于其固有的实用特征就容易歪曲或阉割历史或现实，容易牺牲文本的美学价值而使之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或个人意愿的宣泄物。历史文学因为影射可能会抹平历史的差异性，现实题材的作品因为影射可能沦为骂人文章。所以一些只有单义指向或狭隘功用的影射文本虽然能名动一时却往往不能成为传世经典。当然，文学的功能和特性是多样的。如德国理论家伊瑟尔所认为的那样：文学文本除具有可鉴赏性之外，还具有交往性和应用性[12]。影射也正是文学文本的交往性和应用性的一种体现。影射文本体现了古今历史、不同文本之间穿越时空阻隔的交往，也体现了现实人事或文本之间以书面语进行的交往。如现代文人间的影射文本正是他们人事和文事交往的特殊方式。至于应用性，当然也是文学文本的应有之性，影射文本尤其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