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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一样有许多影射文本，这种文学现象的存在有政治、历史和法律的原因，也是文学自身交往性和应用性的规约所致。影射既可以是一种合艺术规律的巧智叙事和讽刺，亦可以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本，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影射现象产生了影射批评这种“使用文本”的阐释之法，也形成了索隐这种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避免前者的硬解和曲解，扬弃后者的主观臆想，考索并用，阐释有度，才是研究影射文本的应有学术态度。 【关 键 词】影射/文史价值/批评/考索 【作者简介】金宏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从语源学的角度看，影射的本义是传说水怪“蜮”的“含沙射影”。到鲍照《苦热行》诗云：“含沙射流影，吹蛊痛行晖。”白居易《读史》诗云：“含沙射人影，虽病人不知；巧言构人罪，至死人不疑。”影射已被赋予了贬义，有使阴招之意，故影射又称隐射。但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和叙事方式，影射则是敌我可公用的，不应以贬义修辞或贬义笔法视之。而影射自身秉持否定的价值取向，含有讥讽、批判、嘲弄之意的婉曲笔法才可称之为影射。英文“讽刺”(satire)有人汉译为“射他耳”，可谓巧妙地融合了讽刺与影射之义。影射正是幽他一默，射他一下。同时，影射具有特定的现实指向，无论借助于历史抑或取材于现实，都多半指向当下的具体人事。 一、影射作为文学现象 影射在外国文学中常见，在中国文学中更是已成为传统。人们在《诗经》中就发现有影射之作，如《邶风·新台》影射卫宣公抢夺子妻，《大雅·瞻卯》影射幽王被褒姒所惑。可以说，从《诗经》到唐宋诗词，从先秦寓言到唐代散文、传奇皆不乏影射笔法。元代戏剧更借古讽今，明清小说常暗指现实。一大批影射名作传世，成为中国封建专制时代文学史中一道特异的风景。 在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影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依然存在。最早林纾的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即用影射笔法攻击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在后来的白话文学中，鲁迅则可谓是这种笔法的开先例者，他的《药》即影射了许多晚清名人。《故事新编》中许多历史小说更以影射叙事来体现其杂文精神。《奔月》中的逢蒙暗指的就是高长虹，《理水》中的“鸟头先生”、“一个拿拄杖的学者”分别影射的是考据学家顾颉刚、优生学家潘光旦。《补天》顺带影射了胡梦华，甚至《起死》写庄子死时还不忘以“上流的文章”来暗讽一下林语堂。20年代的影射名篇还有郁达夫的《采石矶》，以戴震、黄仲则的故事暗指胡适与作者自己的矛盾。章克标的《银蛇》(1928年)则继之影射了郁达夫的一段逸事。30年代，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影射了林徽因沙龙中的京派文人。沈从文的《八骏图》暗讽了时在青岛大学的一批教授，徐志摩和邵洵美合写的《珰女士》摹写了丁玲一段特殊经历。40年代，钱钟书的《猫》继续影射京派文人，《围城》也有对当时知识名流的影射。而此期的一大批历史剧则在借古讽今的原则中影射了时局和政治。如郭沫若的《屈原》《虎符》等、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阿英的《碧血花》等。50年代以后，有意影射之作减少，但一些有干预生活倾向的作品往往被认定为影射文学。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认为是影射党的领导干部和党的机关生活。一些历史文学写作，如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被认为是影射1959年的庐山会议。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同样被认为是影射庐山会议和人民公社。此期以“四人帮”为首的激进派的影射史学盛行，在他们的阴谋文学中也利用了影射笔法。同样，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诗歌运动中也有不少诗作影射了激进派。新时期以后，牵涉进影射事件中的较著名的作品有王蒙的《坚硬的稀粥》和格非的《欲望的旗帜》。进入新世纪以后，宗璞的《东藏记》、阎连科的《风雅颂》、张者的《桃李》等被读出有影射内容。甚至有些作品因影射问题而引发官司，如虹影的《k》、涂怀章的《人殃》、王开林的《文人秀》等。 近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中影射之作的大量存在，有外在的政治、历史、法律原因，也是内在的文学规约所致。首先，影射现象多兴盛于一种专制或不民主的时代。这种时代才生成了影射这种借明写暗、借古讽今、借此说彼的弯曲笔法。中国古代文学中，影射之所以能形成一种文学传统，正因为那是一个专制时代。在此时代，作家既想对现实发言，又想远祸保身，只有用影射之法。所以影射既是文学手法又是政治策略。或者说，影射正是一种政治专制时代的文人政治。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常遭遇专制和民主匮乏的阻碍。而具有自由精神和济世情怀甚至干政意愿的作家们也常用影射策略来经营创作。现代历史文学的高潮就常与时局有关，与影射现象有关。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使作家们失去了公开抨击时弊的自由，于是他们只好借古喻今、借古讽今，创作了大量历史剧。有人统计40年代的多幕历史剧在创作中的总数由前此的百分之十四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一[1]。许多历史剧取材于三个历史时期：战国时代，如郭沫若的“战国史剧”；明末清初，如阿英的“南明史剧”；太平天国时期，如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等太平天国史剧。以这几个历史时期的人、事影射抗战的现实，隐喻民族的出路。这是现代中国文人第一次大规模地以影射策略介入政治的表现，它促使了现代影射文学的繁荣。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一系列批判运动和政治高压之下，作家们无法驾驭现实题材，只好转入历史文学，出现了历史文学创作热，生产了一大批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甚至当时许多杂文、随笔也取材于历史。这些作品虽不像当时的一些文学批评那样过于坐实地指出其影射了现实中的具体人事，但它们借历史评价现实乃至政治的倾向是不可否认的。后来的文学史也是这样定位的：“这种创作现象，从一种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象征性的，或‘影射性’的叙述。”[2]实际上，有些作品还的确留下了影射现实的把柄，如当时就有人发现田汉的“《谢瑶环》里写出了反对征发铜铁的事情，那是针对一九五八年的情况说的。”即反对1958年的大炼钢铁。又如《海瑞罢官》里写了退田，“《李慧娘》也要退田，《谢瑶环》也是退田，男海瑞，女海瑞，鬼海瑞都围绕着退田问题。”[3]“退田”问题的叙述反映了作家们对急于推进合作化运动的不满和忧虑。所以，即便是有遭受批判甚至迫害的压力，作家们仍然以文人特有的方式介入了当时的政治和现实。 其次，现代文学中影射现象的出现还与固有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有关。我们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念是古为今用，它被极端化就催生了影射史学。影射史学往往被说成是激进派的专利，通常认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开了影射史学先例。但影射史学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出现。正如有论者所说：“抗战时期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翦伯赞先生的《桃花扇底看南朝》、吴晗先生的《从僧钵到皇权》，更是影射蒋介石的名文。”[4]所以，20世纪40年代历史剧高潮的出现，看来也是与当时史学界中的史观派的历史研究互动的结果。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历史文学热，从一定程度看，也与古为今用的历史研究观念有联系，当时重要的历史剧作家郭沫若、吴晗等依然是史观派的代表人物。“文革”时期，更为激进的姚文元等实际上只是把史观派的历史研究方法推向了极端，于是产生了影射史学，也就有了影射式的文学批评和影射式的阴谋文学。新世纪以来，大量影射之作的重现，可能与影射史学有瓜葛，据说“影射史学又有翻身的迹象”。[5]但更多的是与新时期以来，克罗齐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的广为流传有关，与海登·怀特的《元史学》或新历史主义思潮有关，因为这些观点与古为今用的观点混合后，走向极端也容易产生影射史学和影射文学。 影射文学的兴衰也与法律不无关系。封建专制时代因影射而导致文字狱的虽不少，但在政治开明时期因影射获罪的并不多，至少文人间的相互影射不会获罪。所以相对来说，古代影射文学发达。进入现代以后，由于知识分子崇尚自由精神，加上法制的不健全，除了一些政治性影射之外，一般的影射也不致获罪。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的法制观念渐强，因影射而引起的官司多了起来，甚至有一些作家因诽谤罪、影射罪而获刑，如《人殃》、《文人秀》等作品都牵涉了官司。当然，也有人拿法律为作品辩护的，如《坚硬的稀粥》被妄解为影射之作后，王蒙就拿起法律的武器，状告《文艺报》及批评者侵害了他的名誉权。所以，法制时代，影射作品会遇到更多的麻烦。但是只要不过于自然主义，不过于坐实化叙事，不触犯法律，法律依然奈何影射作品不得。其次，作家和批评家要尽量引导普通读者区分生活世界与文学世界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诗性正义”的观念。美国当代学者努斯鲍姆就认为文学能提供“诗性正义”。“这种诗性正义要求裁判者应该尽量站在‘中立的旁观者’的位置，尽量同情地去了解每一个独特的人所处的独特环境，尽量以‘畅想’(fancy)和文学想象去扩展一个人的经验边界，从而建构一种中立的旁观者的‘中立性’”。“这一诗性正义和诗性裁判无疑比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正义标准具有更多的人性关怀，无疑能够为正义和司法提供更加可靠的中立性标准。”[6]也就是说，影射文学能以它具有的移情和想象能力冲破法律的拘束去行使正义。所以“诗性正义”的观念能软化法律的僵硬，保护影射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