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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变化是写作的重点 作家对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变化总会给予特别的关注和较多的思考，而“人”在这些变化中的种种反应总是他们目光的出发点和终点。 李存葆的《龙城遐想》从出土恐龙化石的“中国龙城”写起，写恐龙化石的发掘，想象远古时期恐龙的生活景象和世人关于恐龙灭绝的种种猜想，引出“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大变异、大恶化，是恐龙灭亡的根本原因”这一共识。文章由远及近，由虚到实，验证了这样的观点：人们对待大自然的心态是人类如何生存下去的关键，可谓思之远、情之切。 郭文斌的《认识我们的心》从心之好恶讲到心量的边界，再讲到舍与得，回答了如何保持本质状态的生命，活出生命意义的问题。毕淑敏的《恰到好处的幸福》同样充满了追寻生命本质的温暖力量，是用作家的心智和眼光去理解幸福的奥义。 东西的《经验在最深入》思考作家与媒体的关系。现代传播技术的飞快发展，让人们来不及去消化所获得的信息，盲从、亢奋成了习惯。这种影响也同样辐射到了作家身上，面对信息的轰炸、社会情绪的裹挟，作家该如何坚持自己的信念与理想？东西看到了独立思考可能被消弭的危险，他真诚地写出了自己的心，希望引起人们的重视。 王必胜的《单位》从作者自身经历写起，以作者的工作单位发生的变化为依托，直言快语，条清理晰，写出了“单位”的今日往昔，触及社会顽疾，引人深思。“单位”的变化实际上是“人”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催生了一个范围极广的单位不明人群，他们应以何种身份参与社会生活，他们的基本社会保障如何实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 路也的散文《墓》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的内容，是作者关于生死的思考和感悟。文章写作者所到过的历史人物的墓地，回望先人的人生际遇，感慨今日人们的遗忘，而这种遗忘，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精神的遗忘，如果继续遗忘，我们可能会失去宝贵的精神遗产。 陈漠的《跨文体名字》从不同语言对植物的称谓写起，揣测人们给事物命名的初衷，记述关于名字的趣事，想象独特，开启心智。帕蒂古丽的《词语带我回到喀什葛尔》也是从语言的角度讲述民族文化。作者通过对不同语言的细腻体会，切身感受到语言对反映一个民族情感方式的特殊价值。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父亲的眼光》写不会汉语的父亲凭着生活的经验和智慧决定让儿子学习汉语，而这一决定对儿子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中可以看到汉语教学对新疆各民族发展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