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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强调学问二字。学指的是学术，包括文献整理、考据、运用。问指的是思想，强调问题意识、思想线索和观念创新。学术和思想的不同是关注点的不同，然而在学术界因为不同的偏重，而有了“提出思想创见”重要还是“诠释经典文本”重要的争论，甚至造成双方的相互攻讦和势不两立。除去个人意气之争、门户之见外，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思想和文本的关系呢？ 学术要求文献整理、考据，这里文献是全部关注对象。但是，这些文献是在解释中进入学者的视野的，解释是思想的一部分。因此，学术需要思想，不存在一种没有思想的学术。另外，思想中的问题意识、思路追溯和观念创新都来自于文本。思想是在语言中进行的，每一个思想家都是在读书中形成自己的思想，一个不读书的人凭空不可能思想。思想的深度和方向都和思想者的读书直接相关。学术需要思想，思想需要学术，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不过，两者的关注点并不相同。当一个人强调学术时，他的注意力在于文献本身；而一个人追逐思想时，他的注意力在于问题、论证和观念。 如此看来，问题不在于要学术还是要思想，它们其实是相互依赖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文本这个东西。“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这两种说法表达了两种文本处理方式。“六经注我”是把文本当作工具，认为文本是一种中性存在，可以用来帮助我表达思想。“我注六经”则是把文本当作目的，预设了文本的本义，并追求揭示这个文本本义。 分析起来，“六经注我”这种处理方式忽略了文本的主体性。人们往往以为文本（语言）不过是思想的表达形式，是一种被动的存在。在这里，思想是一种独立的我行我素的活动，可以借助于文本也可以不借助文本而天马行空。然而，脱离语言的思想是一个无，任何文本都内含思想。当学者使用六经的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他就解释了这些字句，从而成了一种关于六经的解释。这是一种文本解释，并非是一种脱离文本的思想。 同样，“我注六经”这种处理方式在预设文本的本义时，未能认识到，文本是需要被阅读和解释的，没有被阅读和解释的文本是没有意义的。本义预设是一种有害的预设。文本读者和解释者在这种预设中把自己的阅读和解释当作是文本的本义，从而不允许其他相异的文本解释，取消了其他文本阅读和解释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