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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中，以母亲为对象的作品大量存在。几乎每位作家都以不同的题材式样描写过母亲：有的采用回忆录形式；有的是在作品中某个人物身上融入母亲的经历，或在某个女性身上投射作者对母亲的感情；有的则采用散文文体，直接把母亲作为描写对象，单是以《我的母亲》为题的同题散文就有六七篇之多。 在中国古代，作家笔下直接写母亲的篇章极少，这与长期以来男尊女卑的传统意识和男权文化有关。传统的“五伦”没有母子、母女范畴，对母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角色的意识长期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母亲”社会文化角色的体认和子女对母亲存在价值的认识，是一种现代意识。这种意识的觉醒与普遍化，与中国自晚清开始的现代化过程密切相关。文学艺术领域中有意把母亲作为审美对象，既是上述意识觉醒的直接投射，也可以视之为中国文学艺术现代化的侧影。 “同题散文”是散文领域的独有现象，多位作家在不同时期以《我的母亲》为题，共同选择散文这一文体进行创作，相关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共同特征：情感取向上均具有歌颂性；是道德领域和家庭生活范畴的价值生发；表现出母性与女性双重视点的交叉；多是回忆性的叙述（往往是在母亲离世后所写）；大都有着“寡母抚孤”的生活经历；作品格调被自觉定位于严肃、严正，绝少幽默、游戏或其他闲逸笔墨。在这些共同性之外，同题散文之间的“差异”更值得关注。比如，从三位现代著名作家——胡适、老舍、丰子恺的同题散文《我的母亲》在立意、布局等方面的差异，可以透视创作者如何在对母亲具体言行的叙述中表达感情，如何使“母亲”既是活生生的形象，又具有超越性意味。 胡适的散文《我的母亲》写于母亲去世之后。他与母亲的关系非常特殊，这种特殊源于胡适父母的特殊婚姻状况和他母亲在一个大家族中的特殊位置及其遭遇，这决定了胡适书写母亲时的内容择取与价值聚焦。他把描写的重点放在 “母亲与家族”和“母亲与我”两个范畴中，内容上则有意突出了两点——“教子”与“治家”。写“教子”基于“严”——严格、严厉甚至严苛。处在特殊处境中的母亲，对唯一的孩子怀有极高期待。这种期待既含有改变自我命运的希望、对亡夫声誉及家族声望的珍重，也有因各种因素所造成的赌气的成分。这一沉重的期待与其“寡母”身份密切关联。描写“治家”则突出“难”：年纪轻轻就不得不成为当家的长辈；在大家庭中不得不忍气吞声；维持家庭和谐，维护家族的面子；在多重角色之间的冲突中经受痛苦。要克服这些困难，唯有克己忍耐，为难自己。这种种的“难过”，又直接被她在大家庭中的 “后母”地位所决定。 老舍的 《我的母亲》对母亲一生的叙写则紧紧围绕母亲的“苦”与“忍”展开。作品具体描写了母亲一生所受的多种苦：生于农家的“出身之苦”、早嫁多育的 “生育之苦”、丈夫早死的寡居之苦、抚育孩子之苦、寡妇持家应酬之苦等。老舍描写母亲之苦，是为了突出母亲的“忍”——“忍受”、“忍耐”、“忍让”、“忍气吞声”直至“坚忍”，然而却是坚韧地有尊严有体面地“活着”。 丰子恺的《我的母亲》把母亲视为伟大的精神象征。1000余字的作品中，七次重复出现“她口角里显出慈爱的笑容，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不仅使这一细节得以夸张性彰显，而且使整个作品具有了象征色彩。作者在具体描写上抓取自己从幼年到成人的人生道路上六个重要关节点，展现母亲“慈爱的笑容”与“严肃的光辉”对自己的巨大影响。此文一改作者惯有的幽默与讽喻，满篇严正，有明显的诗化意味。 “同题”意味着对象的同一或相似，“同一”的对象与文体不可避免地对创作主体具有一定的限制，但由于语境与具体情形不同，其感性特质、接受效果的预期以及创作者即时文化身份的种种差异，不仅制约着内容选择的视点与重心，而且在形式方面有不同的考量。胡适之文重在“难”，所凸显的是母亲的“智慧”与“远虑”，行文中理性鲜明；老舍把母亲置于“苦”中观照，展现其“坚韧”；丰子恺对“母亲”做诗化处理，有着宗教式的价值追求。由此可见，“怎样写”远比“写什么”更重要。艺术的独特，常常孕育在“同一”与“差异”的张力之中。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