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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的有无，是衡量作家艺术家经典意识的一个基本尺度，也是检验中国文艺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现代文艺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风雨历程，如果说在这近百年的文艺实践中还产生了一些经典的话，那首先离不开经典创造者所具有的中国意识。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只要稍作回顾，我们就可以发现，正是对“中国该往何处去”这类中国问题的思考，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综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无论是鲁迅的《阿Q正传》还是巴金的《家》，无论是茅盾的《子夜》还是老舍的《四世同堂》，都包含着作家对中国现实危机的忧思、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剖析乃至对中国道路的想象。正是这一品格使得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作为“民族寓言”而存在的，即便是那些表面看来与民族国家无关的文学文本，那些描写个人欲望和内心冲突的故事，也通常是和民族及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而不是纯粹写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意识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基石。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作家转向了为“工农兵”写作，其背后的中国意识依然强烈。为“工农兵”写作的根本目的是将那些长期处于政治、历史之外的人民大众纳入到新中国的政治、历史进程之中，从而建构一个有别于西方“公民社会”的“人民社会”形态。这一创作理念显然包含了作家对中国道路的别样想象，也因此造就了诸多“红色经典”。但进入“新时期”以后，很多作家在“走向世界”的口号下，开始放弃中国意识，拒绝与民族国家文学为伍，未经选择地把西方文学作为伟大文学的标准，陷入对西方文学的追随和模仿之中。在阵阵喧嚣之后，中国文学日益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或沦为西方现代文学的翻版，自娱自乐；或连翻版也够不上，不知所云，非但没有造就经典，反倒造成了自身的某种畸形。综上可见，中国意识的有无是衡量作家、艺术家的经典意识的一个基本尺度，也是检验中国文艺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当代文艺只有重拾中国意识，重建其与“中国往何处去”等问题的关联，才有可能创造出属于我们时代的经典。当然，这种重建并非要求文艺为“中国道路”提出总体性的方案，而是将“中国道路”作为创作的出发点，来重新思考当下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谈不上有意义、有价值的文艺创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