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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究诗性主体的意义、价值和功能构成了我们相应的一个重要职责。显然，由于诗性主体的内在规定性和精神特性，它的意义、价值与功能是密切关联和有机一体的。 首先，诗性主体呈现为它具有超越本能、功利、道德、意识形态等意义。诗性主体能够摆脱本能主体的控制，抗衡生活意志的诱惑，和流行的历时性的道德观念保持适度距离，摈弃虚假的意识形态，因此它潜藏着超越性的精神价值，隐含着否定性和批判性的理性功能。诗性主体具有精神无限可能性的意义与价值，体现为不断存疑和否定、提问和反思的理性冲动。所以，诗性主体包含着一定的理性精神和哲学向度，它既斥拒旧的理性又建构新的理性。因为，诗性主体追求精神无限可能性的存在形式，永不满足现存的理性方式，而不断地追寻新的理性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诗性主体信奉无限可能性的精神形式，它决不沉醉于过去和现在的既定的理性结构之中。当然，诗性主体又不等同于理性主体，它与理性主体一个最鲜明的差异在于，诗性主体以想象和体验作为自己的思维方法与存在状态，以智慧超越知识，以无限超越有限，以可能性抗衡现实性，它在时间性上更多追寻过去和期待未来，更多地反思和批判现在。 所以，诗性主体是一个敞开的蕴藏更新之机能的精神本体，它是一个包含无限可能的意义存在，它体现一种永恒沉思和追求生命智慧的精神价值，它具有不断走向心灵领悟的功能。亚里士多德认为主体有三种主要的生活：“享乐的生活、公民大会的或政治的生活，和第三种，沉思的生活。”[11]一般的主体形式沉溺于前两种生活方式，而诗性主体更为沉醉第三种生活方式。 其次，诗性主体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保持纯真的“童心”，也就是李贽所渴望的“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2]诗性主体在生命的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地守护着童心，使自我不被世俗尘埃所沾染，保持心灵的澄明和纯粹。和童心密切相关，诗性主体应该始终保持着对世界万象的敏锐感觉和感性。诚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所论：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13] 诗性主体理应是富有敏锐感觉和感性直观的主体，一方面必须“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另一方面，以丰富敏锐的感觉去肯定自然万象，体悟大自然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和隐藏的智慧。所以，诗性主体的感性更多是审美的感性和诗意的感性。拥有这种审美感性和诗意感性的主体形式，必然性地滋生对自然的热爱和敬畏意识，这是诗性主体合乎逻辑的精神维度。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王安石的《临川集》解释道：“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于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矣。”《庄子·应帝王》载：“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这里的“自然”，一方面是指客观的事物存在及其存在法则和规律，另一方面它也是指万物的本源和事物存在、变化的前提条件和逻辑依据。因此，自然具有的意义是本体论性质的。所以，诗性主体对于自然的崇尚和热爱就被赋予了至少两种内涵，一是关涉于大自然，二是关涉于自然本性，后者还包括自然人性，当然，这里的自然人性剔除了非理性的欲望和本能。从这个理论意义上看，诗性主体既包含着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敬畏，又包含着对自然人性和自然法则的尊重和敬畏。与此相关，诗性主体必然保持着对于自然中各种生命形态和形式的尊重和敬畏。老子、庄子、墨子、孔子、孟子等先秦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无不有尊重生命的意识，先哲们主张所有生命的平等齐一，人应该担当对自然万象中所有生命的敬重和热爱的伦理责任，法国思想家施韦泽在《敬畏生命》中赞叹：“中国伦理学的伟大在于，它天然地、并在行动上同情动物。”[14]孔子呼吁“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古代先贤们主张热爱自然中所有的生命形式，认为生命的价值平等，要求每一个主体敬畏不同的生命形态，更强调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同情。显然，这一生命意识必然性地成为诗性主体的逻辑构成。在此意义上，诗性主体应该具有历史感和历史意识，应该是“历史主体”。诗性主体必须秉承敬畏古人和敬畏祖先的意识，而不是采取对于历史的非理性否定的方式；不是采取对于古人轻视和冷漠的态度，而是建立对历史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意识与悲悯情怀，建立对历史的辩证理性，能够以审美和诗意的方式理解历史。然而，诗性主体在对古人和祖先敬畏的前提之下，必须保持对历史的存疑与反思、否定与批判的意识，作为诗性主体，它更应该具有对于历史的想象力和领悟力，不断地赋予历史以新的理解和洞见。 再次，诗性主体给予理想诗性主体是仁爱主体、良知主体和德性主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强调“德性”的对生命存在的重要意义，他说：“人的活动是灵魂的一种合乎逻各斯的实现活动与实践，且一个好人的活动就是良好地、高尚[高贵]地完善这种活动；如果一种活动在以合乎它特有的德性的方式完成时就是完成得良好的；那么，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如果有不止一种的德性，就是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不过，还要加上‘在一生中’。”[15]仁爱和德性是诗性主体的逻辑前提和精神保证。如果诗性主体没有这几个因素作为基石，它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和走向危险的渊薮。无论是孔子论述的“仁爱”，后世儒家阐释的良知，还是亚里士多德推崇的德性，它们都高于具体的道德概念。因为，仁爱、良知和德性是具有普遍性的共时性的伦理原则，而道德只是具体的和有限度的历时性概念，或者说道德是历时性的良知。从这个理论意义说，诗性主体不一定是道德主体，但是，它必须建立在仁爱、良知和德性的逻辑基础之上。我们强调诗性主体必然建立在良知的基础上，旨在说明没有良知的依附，诗性主体一方面可能走向精神的危险和堕落，另一方面直接走向自我的反面，成为危害自我、毁灭生命和杀戮理性的恐怖势能，历史上的一些暴君和恶人，主体之内不乏诗性的结构，最终因为缺乏良知的保证而走到戕害人类的黑色结局。因此，没有良知的主体必然被诗性主体所鄙弃，它们也必然成为罪恶的悲剧性主体。马基雅维里认为：“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然而，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16]马基雅维里所崇尚的君主，他们其中一部分可能包含有诗意的成分，但是，他们绝对不能够达到诗性主体的标准，因为他们背离了良知和丧失德性，何谈仁爱和伦理。从这个意义上考量，历史上也许没几个君主符合诗性主体的要求。从伦理学视界考察，诗性主体也是保证生命的幸福感、美感和快乐，保证爱与仁的精神要素，它属于极高的生命境界和理想化的人生目标。 最后，诗性主体在当代语境的重构。后现代社会以消费为主导为核心，建构以商品、经济、货币、权力为欲望叙事的无限“文本”，形成以知识、技术、话语、信息等相互交织的网络，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于主体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和占有冲动。另外，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冲突和国家、地域之间博弈，令人们对这个世界更加失望。因此，诗性主体的当代重构依然是一个沉重和艰辛的话题。诗性主体的重构，牵涉到诸多方面。前面我们相应地作了一些论述和探讨。它包括在本体论意义上，主体建立虚无化的存在方式，追求精神的无限可能性。在具体形态上，要求主体建立敏锐的感觉与感性，敬畏自然和生命，开启想象力与智慧，守护良知、仁爱、德性等伦理原则。这里主要强调话语问题。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主体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话语主体。福柯认为：“语言的基本问题，不是语言本身的形式结构，而是它在社会实际应用中同社会因素的实际关联。正是在这里，集中体现了社会权力同知识之间的紧密而复杂的勾结，隐藏着解决整个西方社会文化奥秘的钥匙。”[17]其实，福柯所言的情形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式之中。在后现代语境中，知识和语言的关联形成隐蔽的权力结构，构成对主体的严密宰制和无形操控。每一个说话的主体在本质上已经不属于自我，他们已经沦落成为异己的话语主体。一方面，因为他们所说的语言是被严格按照正统的或流行的社会意识形态所过滤、修饰、加工、伪装过的规范形式，也是违背事实和隐藏许多虚假意识的成分。人从出生，尤其是受教育以来，权力系统无不控制其语言和话语，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对话语的规训达到对心理和精神的制约，在国家权力所操纵的语言“教育”和话语“培养”之下的主体形式，显然距离诗性主体越来越遥远。所以，建构诗性主体意义的“话语主体”，必须抗衡权力系统和社会意识形态结盟所生产的话语结构。另一方面，科学语言、知识语言、政治语言、经济语言等语言(Language)形式，基本上左右了绝大多数主体的语言与思维方式，语言已经扮演着被制度化和模式化的固定符号系统，它们成为机械刻板的表达样式，沦落为话语霸权和精神僵化的象征。在这种语言系统中浸泡成长的主体，其诗性只能越来越稀薄和被窒息。再一方面，社会公共空间的语言，包括网络、电视、电影、广播、娱乐等传播方式的语言和话语，是流行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它们具有官方与民间、正统和非主流、机械与鲜活的相互交织的二重性。它们更多地体现了语音中心主义，也就是表音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e)。[18]它们虽有少量的诗意话语，却更多地表现为对主流话语或权力话语的屈从。另外，民间的流行语言在时间上呈现暂时性，充满变异和怪诞的色调，各种拼凑、剪贴、生造的时尚词汇和反语法、反修辞的话语表达，甚至表现出对审美的反叛和蔑视。毫无疑问，这样的语言是非诗性的和消解诗性主体的。因此，诗性主体的重构，一个重要努力就在于建立具有审美感受力和美感特性的话语体系，建立个性化表达的符号和修辞策略，这样的话语应该富有想象力和生命体验，也就是维柯所向往的诗性语言，也就是尼采所渴望的充满华彩的以古典语言为样本的话语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性主体的话语结构，它来源于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来源于古人及其古代典籍，其二来源于对异域语言的吸收和扬弃，其三来源于对大自然的领悟和心灵内部的想象力，其四来源于个性化的修辞等。 因此，从这一点考察，诗性主体必须具有诗意地言说方式，而缺乏诗意的话语方式，无法获得诗性主体的存在资格。 福柯说：“理论应该有用。理论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如果没有人出于使用理论的目的先去成为不再是理论家的理论家，那么理论就一文不值，或者是使用它的时机未到。人们不会回到一种理论上，而是创造其他的理论。”[19]我们提出诗性主体的理论，旨在寻求新的理论方式，而不是仅仅回到以往美学有关主体的理论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禀赋着解构和建构的双重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