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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昭宣以后郎官赋家的政治处境和大赋价值的失落 昭帝时，“汉武帝信任近臣的措施也就发展成了中朝官制度”(53)。郎官系统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人才进入到这个系统的随意性也就减少了，“奏赋为郎”之事更是渐为鲜见。如昭帝时的盐铁会议，“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的征辟(54)，是临时和偶然的。这批来到中央政府的论政者最后的去向，史书没有交代，他们最终并没有像武帝时期那些擅长论议的人那样，被吸纳为郎官受到重用。关于昭帝之后内朝官僚系统逐渐封闭的原因，祝总斌先生曾总结道：霍光所需要之近臣，“不但要能出谋划策，巩固整个王朝统治，而且还要忠诚于自己，能帮助处理、调整与宰相、大臣的关系。因而一旦选中了，便长期维持下去，有功封侯益土，原来的官职却很少变动”(55)。当时，郎官系统几为霍氏一门所据。《资治通鉴》卷二四载：“大将军光稽首归政，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为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56)同时，高官子弟赖祖宗之业，亦得大量进入内朝。如杨敞之子杨忠、杨恽因父任为郎，分别补常侍骑、补左曹，自称“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57)；元帝时萧望之子彶为散骑、中郎(58)。在这种情况下，郎官系统对于普通文人而言，相对封闭。而即使成为郎官，也不再在中朝担负与大臣论辩之职责，无法重现武帝时“朝夕论思”的盛况。 宣帝元康元年(前65)诏曰：“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是以阴阳风雨未时。其博举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59)而征召的结果是：“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60)可见宣帝所好者仍不离于“奇异”，对文学人才的政事才能并无期待。而且，此时皇帝对于文学的态度，是将之作为一种精神娱乐的消费。故当时也征召了一些相关的人才充为郎官，以供娱乐：“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61)当时的地方官纷纷往朝廷输送相关人才。“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汜乡侯何武为僮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62)这些有着技艺之长的文人，进入到郎官系统之后，却没有像武帝时期那样，成为“言语侍臣”，而是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十分疏离，仅仅以一艺悦人。 昭宣之后大多数地方征辟和内朝官出使，大多有关地方庶务或稳定。元始元年(前9)，“遣谏大夫行三辅，举籍吏民，以元寿二年仓卒时横赋敛者，偿其直”(63)。河平四年(前25)，“遣光禄大夫博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贷”(64)。初元元年(前48)，临遣光禄大夫(王)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等，因览风俗之化(65)。此间王褒又奉使出差益州，求碧鸡之宝(66)。至如后来谒者陈农求书、光禄大夫刘歆杂定婚礼等。这些活动，与之前武帝时期的郎官出使很有区别。当时郎官出使边疆者极少，仅见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而无功之事(67)。 当此时郎官赋家参与政治的机会逐渐减少、沦为朝廷文娱消费的对象，他们笔下的赋作也便失去了政治的精神，真正沦为扈从之赋、后庭歌咏。王褒即专属扈从歌咏事：“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顷之，擢褒为谏大夫。”其作在后宫流传：“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宣帝追溯武帝时《大人赋》故事，让王褒满足其愿望：“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68)《甘泉宫颂》如今只剩下残篇，残篇中的数句，是用韵的：“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惧而目眩。若播岸而临坑，登木末以窥泉。却而忘之，郁乎似积云，就而察之，对乎若太山。”(69)这几句言辞雄浑，是张耳目之娱，而非明天子、诸侯之别。扬雄的经历与王褒类似：“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他的数篇大赋都是由其独自一人以一年左右时间完成的。据《汉书·扬雄传》可知，元延二年(前11)，奏《甘泉赋》；同年三月，成帝巡幸河东，祠后土，扬雄上《河东赋》；十二月，奏《羽猎赋》(70)。这与武帝时司马相如汉大赋写作历时百日、产生于“朝夕论思”的环境相比，可谓截然有别。越是如此，赋家越希望赋体能够“存诗赋之正”。而王褒在进入郎官系统前后所写的《四子讲德论》和《圣主得贤臣颂》(71)等，粉饰颂美，并无新的政治见解，无法承担“存正”使命。 随着赋家郎官政治身份出现地位下滑，他们的赋作也就不再执着于政治见解，而是在艺术特点上更为娱乐化和形式化了。自武帝时司马相如《美人赋》就已经具有娱乐功能之赋的特征了，这篇赋言辞秾丽，基调谐谑，场景戏剧和娱乐化。《大人赋》求为神仙之乐，也有娱乐性。扈从娱乐之赋，在宣帝时遭到质疑——“(宣帝)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汉宣帝为此亲自辩解：“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武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72)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赞扬了汉宣帝这番对赋体的认可和尊崇，认为是“赞扬辞赋之词最先者”(73)，有研究者也认同黄侃之说(74)。细心品味，汉宣帝的评价未必是正面的。他是将赋之主要功能视为“音乐有郑卫”，是为“虞说耳目”而存在的文体，没有指出赋本身的独立地位和文学价值，只当作一种比“博弈”更为高级的精神娱乐。“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也是一种负面的赋文学观。此时的人们，似乎忘却了司马相如身为郎官的政治经历，而只会强调他博得皇帝“三惊”的艳丽文字。且由于赋体发展情况的复杂性，“诙谐”、“优语”一体始终存在，这也使人们认为赋是博一笑的雕虫小技。 元帝之后，政治环境更为恶化，郎官赋家处境更为艰难。弘恭、石显弄政，打击萧望之集团，被视为朋党的“堪、更生皆免为庶人”(75)。永光四年(前40)，周堪、张猛相继为石显害死，刘向受到石显迫害，几经沉浮。成帝时期，王氏子弟满朝，政治更为黑暗。王凤甚至阻挠成帝任刘歆为中常侍。当时，“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刘向还一度抱“经学救国”之理想，希望以著书之事，振兴王教。“光禄大夫刘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于是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76)刘向所经历的险恶政治环境，使得他在赋作之中有着含蓄的政见表达。在元、成时期，他十分专注于个人情怀，流连于语言晦昧的咏物。其《雅琴赋》、《围棋赋》、《松枕赋》、《麒麟角杖赋》等，从表面看来，可以视作对文景时咏物赋的“复辟”，而实则有着更为沉重的心意寄托。《雅琴赋》中说“末世锁才兮知音寡”(77)。而他的《九叹》和王褒的《九怀》，是对汉初楚辞主题赋的回溯(78)，是新鲜而复古的尝试。《九叹》、《九怀》虽然内容上都是追思屈原之作，但实质上应该都蕴含了赋家对于政治的反思，赋体的功能与价值其实在此时已经再次被重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