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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环境中赋颂文体之结合 在武帝扩充郎官系统、赋家聚集中央之前，赋体还仅仅是藩国文人进行个人抒怀、咏物的体裁，而此时，郎官赋家笔下之赋很自然地融入了政治话题或者对中央政权的颂美。这意味着赋文体的功能和艺术表现方式都发生改变。以下来分析这一变化形成的过程和表现。 “武帝内中于辞客之侈张，而外以经术为附会”(29)，他通过大臣辩论的方式，来统一政见——让郎官近臣表达以皇帝为核心的“内朝”系统(30)的意志，郎官赋家因此具备参政或提供顾问之权：“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31)司马相如虽因为口吃较少参与政论，但其赋作吸纳了此种政治智慧。《难蜀中父老》、《喻巴蜀檄》等，设问辩论，主张中央王朝应“博恩广施，远抚长驾”，实现“遐迩一体，中外提福”，阐明开发西南夷之战略意义，以完成大一统之大局(32)。此类成熟的政治观点，当不是一朝一夕和一人的思考结果，而应是集体的政治智慧。身在“内朝”的郎官赋家，从与大臣辩论和“朝夕论思”等活动中获得了富有时代智慧的政治见解。司马相如自称写一篇赋，是“几百日而后成”(33)。那么，这个时间较长的写作过程中，“朝夕论思”的政论环境，正可以给他这样的创获。 “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的开放式群体写作环境，更方便赋家从社会、政治视野中取材，这深刻地改变了过去缠绵于个人曲折心思的抒写模式。政治事件以及一些富有政治寓意的内容，在当时的赋作中很常见。司马相如在“复召为郎”后“还宜春宫”、为“奏赋以哀二世行失”所写的《哀二世赋》，使用的虽然是长于抒情的兮体，但也是政论之赋。其中“观众树之蓊  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34)等句子，胸怀开阔，视野宽广，于登高之际问古今，充满了自命为当政者代言的骄傲感和使命感。此外，相如大赋中的礼仪与校猎场面的描写，也是对政治气势的宣耀。即便其中“架虚行危，撇入窅冥”(35)的玄虚内容，下笔亦非偶然，而是暗陈皇权之神秘。此较西汉初年，已大为不同。贾谊的赋作大都是抒一己之怀：《吊屈原赋》虽用及兮体，实有类于《逍遥游》，畅谈人生追求理想；《鵩鸟赋》探讨万物天道，乃哲学之奥思。景帝时，藩国如枚乘《笙赋》，邹阳《柳赋》、《酒赋》、《几赋》等咏物赋，占现存藩国作品总量的近90％。藩国文人和藩王之间的知遇之恩，是这些赋作的常见主题。而枚乘的《七发》除了有个政治意味的开头，全篇仍是咏物赋的作法。其《梁王菟园赋》虽有新意，但缺乏较为开阔的政治胸怀和国家气象。可以说，在司马相如之前，西汉散体赋基本上不具备政治场合性和仪式性，本质不离于贾谊“为赋以自广”(36)的命意，而并不具备表达时代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的功能。另外，武帝时郎官赋家常出使边境、传令地方的使臣活动，也对他们的赋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武帝时期，“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37)。严助自吴来，武帝独擢为太中大夫，“遣助以节发兵会稽”(38)；司马相如自蜀地来，武帝就让他去安抚蜀地父老，并出使西南夷(39)；枚皋“拜为郎，使匈奴”(40)。使臣语言天分极高，心思细密，善于论辩，在外交时宣扬国威，长于夸颂。正如钱穆所云：“有辞赋文学之士颂功德，而不免于夸。”(41)司马相如之赋正是借使臣之口“颂功德”。《上林赋》中，亡是公摆出来自中央朝廷者的姿态，来教训子虚和乌有先生“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42)，即是一种“使臣之文”。宣教式的《难蜀父老赋》中，“使者”带着政治立场和说服目的出场，“借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43)。其文议论之色彩甚浓，还采用了问答体。使者游历远、见识广，赋中人文地理知识也很丰富，与围绕案头物事所写的短小的藩国咏物赋迥异。 应中央政治的需要，当时郎官赋家还将施用于最高场合的“颂”体，融入到赋体中。汉人乃是从《诗经》“六义”之角度来理解“颂”体的。直到东汉郑玄仍认为：“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44)他认为讲述“天子之德”，即是“颂”的任务。此释义为挚虞继承，云：“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45)其后刘勰亦云：“颂者……斯乃庙堂之正歌，非妄飨之常咏也。”(46)可见，最高场合、正面颂扬，乃是颂体重要特征。《汉书·艺文志》保留了多篇“颂”文题目，如《孝景皇帝颂》、《圣主得贤臣颂》等，所涉社会等级均为最高。再则，颂体往往以三言、四言为主，语言较为收敛。刘师培曾因句式辨析赋颂：“颂主告神美德，与赋之‘铺采’、‘体物’者有殊。故文必典重简约，应用经诰以致其雅。在赋如写八句，在颂则四语尽意。盖赋放颂敛，体自各别也。”(47)四字八字之间，赋、颂文体特征有别。 当时内廷之颂声和郎官赋家的赋作相互影响。《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采诗夜诵……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48)“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所指的“数十人”，很可能就是内朝“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之人。而“十九章之歌”很可能即存于《汉书》的《郊祀歌》十九章。这些诗篇应该作于武帝时期的不同年份和不同作者之手，每篇都没有固定的程式，有三言，有杂言。《天地》这篇从语言上看甚至是短小的赋，《日出入》篇则是黄老滋味犹存，有似谣谚。《天马来》全篇是由四段“天马来”开头的句子组成三言体；因颂宛马，不乏草原民歌风味和言及昆仑、阊阖的想象之美。 司马相如之赋，有“颂”的影子。他的赋作言及天子，谈论诸侯之事；描写皇帝改易奢侈之风的行为，节奏鲜明，语句整齐，文势铺张，短句铿锵。如《上林赋》云：“于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舞干戚，戴云干，揜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49)相对于骚体赋而言，减少了长句之使用，更显文风气势。三言的部分，与《郊祀歌》十九章中的《练时日》用三言来描摹“灵”之来去的祭祀场景，非常相似。《练时日》云：“九重开，灵之斿，垂惠恩，鸿祜休。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灵之下，若风马，左仓龙，右白虎。”(50)同样是宏大华丽的。《上林赋》当早于《练时日》产生，因此当时赋、颂之间的影响不是单方向的。此外，古奥艰深之句在相如赋中也增多，有类于颂。“邹阳、枚乘之文，骈偶句式有所增加，但其文辞尚属平易精炼。至司马相如，不仅大量运用排比、对偶句式，其文辞亦渐趋华美、艰深与古奥。”(51)“华美”、“艰深”和“古奥”，正是向颂体看齐，走向“举止矜贵，扬榷典硕”(52)的特色。 武帝时期，郎官系统的扩充以及武帝对于郎官赋家的重用，给赋的创作带来了特别的创作环境。郎官赋家在朝廷“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丰富了政治智慧和视野，在受命“造为诗赋”用于郊祀的同时，将颂体的特征融入赋中，歌颂国家政治、时代精神，因此丰富了赋体的功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