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末以来，文化史研究渐渐席卷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文学史研究亦不例外。不仅是现代文学，就连素以文献学为主要路径的古典文学研究也被纳入到文化史的视野当中。哥伦比亚大学商伟教授的新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 即其中一例。本书将《儒林外史》纳入到由知识生产与权力运作织就的历史脉络当中，探索这一叙事或想象文类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所承担的特殊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著者以为，在《儒林外史》成书的18世纪中国，儒家传统的仪礼文化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以金陵为中心的文人学者们就儒礼的失落与重建展开了论争。作为其中一员的吴敬梓以小说的方式参与了这场文化论争，小说作者一方面揭示了“二元礼”，即儒家神圣言述与科举文人的世俗作态间的矛盾，并借此否定了“二元礼”本身；另一方面又对忽视社会现实，一味地奉行儒家仪礼之绝对标准的行为，即“苦行礼”进行了反思和质疑。在此意义上，《儒林外史》象征性地展现出了作为职业文人（学者）的吴敬梓自身漫长而艰难的文化选择。
    说到危机时代的文化选择，张承志可谓是以其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立场赢得世人尊重的学者兼作家。这一执拗的文化立场表露在其《常识的求知》一书当中。在他看来，世界文明史的进程是以西方列强对阿拉伯世界的逐步征服为代价的，源自西方的近代知识诸门类在这一征服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工具的角色。无论是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民族学等等“诸学的奠基，大都与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过程同步。”基于伊斯兰文化立场，著者清醒地看到了近代西方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西方从17世纪以来对东方推行的大规模殖民战争这一事实，这就是“科学”和“知识”背后的“常识”。执着于这一“常识”，作为民族学学者的张承志坚持不懈地对伊斯兰民族及其各个部落的历史文献和古物进行整理和探索，试图使被压迫民族透过其漫长的被征服的历史陈迹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张承志的伊斯兰文化立场又赋予他一种以“地缘政治”角度来观察近现代世界历史的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召开的凡尔赛和会，实质上是“西方阵营庆祝对奥斯曼帝国五百年征战攻防的胜利的庆功会。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中国才最后失去了屏障”，而中国在一战后要求加入的“国联”，“本来就以吞噬中国为大计。”
    凡尔赛和会是中国首次正式站立在国际大舞台上，为自身争取权益的重大历史契机。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近代中国的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国际契机”缺乏足够的关注。既往的晚清和民国前期外交史研究囿于政治学、政治思想史，或是经济史和贸易史的视野，忽视了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创设，以及某项外交政策具体的制定或形成过程。作为以研究中国“朝贡”体制著称的滨下武志的高足，川岛真的《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立足于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旧称“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档案的研究，以日本学者擅长的实证研究方法详尽地勾勒了作为民国初期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外交官们的思想世界，密切追踪了上述政策制定过程中留下的一个个痕迹，摆脱了过去基于某种意识形态而对北洋政府的外交努力所做的一系列简单的历史评判，诸如“卖国外交”和“傀儡政府”等等。在著者看来，民国前期筹办外交的官员们胸怀“近代”和“文明国”的观念，以参加巴黎和会为契机努力使中国融入国际大家庭，进而使中国最终“走向大国”。“文明国”是主张日本“脱亚入欧”的福泽渝吉所缔造的一个词语，民国前期外交所不懈追求的所谓“文明国”地位的意义在于，只有加入西方既定的文明秩序当中，中国才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国际法体系，合法地从殖民宗主国那里收回国家的主权，从而建设一个统一的近代国家。
    对异文化的深入观察和体认是构造自身文化认同的必经之途。主张“拿来主义”的鲁迅身上常常有着诸多文化“他者”的影子。孙郁先生曾经做过记者、又担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多年，他对鲁迅的交游、藏品和档案有着比常人更为敏锐的感觉。其新著《鲁迅忧思录》从这些细微的感觉入手，往往能够发现一般鲁迅研究者难以发觉到的东西：从鲁迅留下的片言只语中察觉站立在他背后的众多古人、乡贤、日本人、俄罗斯人的身影；从鲁迅收藏的大量欧美国家的现代艺术作品中窥探他独特的审美品位；从“硬译”的文字中体味他欲突破汉语言的牢笼，创造以西语为典范的逻辑说理语言的良苦用心；从鲁迅刻意关注的碑刻、汉画中寻绎他对远古文化的情怀等等等等。在细微之处，孙郁先生往往洞见迭出：通过对《民报》的细读，他不仅发现了鲁迅早期文言论文的“民报之风”，而且勘透了《新青年》杂志与《民报》一致的批判精神；通过鲁迅对《嵇康集》校勘工作的考察，作者领会到了在《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对“专制文化下文人道路之多歧”的思索。书中的点滴之论为专业鲁迅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成为他们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有价值的论题。
    文化史讲述的文化的历史，其实历史也有其自身的历史，这就是历史的发生学。历史是由“人”这一主体创造的，还是“人”、“自然”、“世界”和“神灵”的共生现象？海德格尔的《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试图透过对整个西方历史的反思来回答这个问题。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实际上是海德格尔的一部“未竟之作”，自生存在世界当中的人（“此在”），经由现在、过去和未来构成的时间，去探索人的诸多可能存在方式，这条领悟“存在”的道路显然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走到了尽头。假如不以西方强大的、几乎无所不能的“主体”为出发点，那么，我们如何来沉思“人”的地位和特质？“世界”、“历史”，乃至“神灵”又如何发生和显现出来？1936年至1938年之间，对纳粹政治失望之余的海德格尔试图寻求另一个思想开端，这便是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另一个开端”，这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另一个崭新的开端。所谓“本有”即德文中的“Ereignis”。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把它解作“事件”。这个“事件”是“存在”的达成，但这个“存在”绝非只是人类所创造的、由人类所独有的“存在”，相反，海德格尔将其视为由“天”、“地”、“人”、“神”四面相互依存、相互生发的“镜像”，只有达成了这个“事件”，“世界”才能向我们敞开，“历史”才能进入崭新的一页。在这个“乌托邦”中，人、自然、神灵才能最终和谐共处。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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