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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景：乌托邦的存在 80年代开始，勒克莱齐奥在叙事中经常将“幻灭”与“蜕变”并置，它们诞生于同一段旅途，同一片风景，它们始于同一个开始，又在同一个终点完结，其间即一个乌托邦的存在。勒克莱齐奥的乌托邦更多地指涉人的生存状况本身而非政治意义上的存在，正如前文所说，置身于奥尼恰的人物追寻的是生命本身的源头，是世界的初始存在。吉奥弗洛瓦从生命之湖返回时，忽然明白“一切都结束了。世上没有天堂”(193)。无论是樊当，还是玛乌、吉奥弗洛瓦，他们在奥尼恰寻找的是一个人间天堂，一个可以逃离“战争和残酷的现实”的地方(138)，一个可以逃离某些现实、庇护自我的乌托邦。《奥尼恰》中的风景不仅是身体真实感知的，也是人物通过想象、梦幻与回忆构建的。对于玛乌与樊当而言，那片风景预先存在于真实的风景之前，那是由语言和想象构建的。“风景经验激活了感觉、记忆与想象的情感源泉，缔结了人与世界、组成世界的诸多元素之间的关联”(Collot，La pensée-paysage 238)。在奥尼恰的风景中，生与死、现实与想象、过去与未来彼此依存、交融，抚去了矛盾的存在痕迹，从而构建了一个乌托邦的世界，然而与远方的地平线一般，最终幻灭将使一切回归虚无的现实。 在勒克莱齐奥看来，每一个“词语”背后都隐藏着特别的风景，词语的“书写”与“声音”都是通往那片独特风景的钥匙。《在斯旺家那边》一书中普鲁斯特描述了“名”带给人想象的愉悦。无论是“盖尔芒特伯爵夫人”，还是“威尼斯”、“弗洛伦萨”，在叙述者马塞尔看来，这些词都充满了魅力，充满了故事与画面感，这些词让无法远行的他看到了远方的风景。而樊当与玛乌对奥尼恰的向往正是建立在“词语”的基础上，他们借助词语构建了远方的风景，玛乌对孩童时代的樊当重复河流、岛屿、丛林、草原、树木的名字，在这些词语中流淌着“音乐”(21)。奥尼恰，这个“很美很神秘的名字”，“宛若一片森林，犹如一处河湾”(39)，如此，词语便与风景结合在一起，构建了某种想象的真实。玛乌在吉奥弗洛瓦写给她的信中看到了一个美丽的人间天堂：“那里有大草原，树木高大，河面宽敞，让你误以为是大海，地平线消失在水与天的幻境中。那里山丘绵绵起伏，种满芒果树，红色的泥土房上盖着树叶编制的房顶”(19)。存在于“那里”的风景在未见之前已经以这样一种方式预先存在了。从“这里”走向“那里”，他们要跨越的不仅是空间的距离，是时间的距离，亦是真实与想象之间的距离，他们要寻找的是那片由语言构建的风景。真实的风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隐藏在这些神奇而美好的词语中，只是词语之真实与现实之真实之间终究是有差距。当樊当与玛乌抵达真正的奥尼恰时，之前词语构建的所有美好都破碎了，当词语与现实碰撞，词语显得如此之轻，而现实显得如此之重，词语无法承受的现实之重。词语构建的乌托邦在现实面前坍塌。失望与幻灭是抵达奥尼恰的玛乌与樊当最初的感受，亦是他们离开奥尼恰时的感受——尽管此时他们已经感受到奥尼恰的真与美——更是文本结束时，二十年后的玛乌与樊当在吉奥弗洛瓦逝世时的感受，这一刻，战争摧毁了他们悉心守护的一切，包括回忆。然而，不可否认，词语始终是承载回忆的方式，是开启回忆中的风景的钥匙。文本结尾处樊当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到，非洲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一块土地，在看到、听到、读到这个词时，她与他“该会感到一阵战栗，一阵颤抖，仿佛某种古老而隐秘的东西在(他们)心间裂开”(237)。词语承载着个人的回忆与情感，将风景锁闭在内，成为历史记忆与身体记忆的存在，如此，人物将外在世界内化为内在世界，将真实内化为想象，走进另一个世界。 “梦”成为《奥尼恰》中另一种构建乌托邦风景的途径。历史与现实的交错集中体现在以吉奥弗洛瓦视角叙事与以玛乌和樊当视角叙事的对立中，这也正是梦境与真实的对立。梅洛埃传说是作为吉奥弗洛瓦的梦境出现在《奥尼恰》的叙事中，在梦中，吉奥弗洛瓦见到了梅洛埃城，见到了那条承载生命与历史的大河，而他甚至认为“可以跟着自己的梦往前走，溯着时光一直走到梅洛埃女王缔造新城的地方”(79)。吉奥弗洛瓦如此沉浸在自己的梦中，以致无法区分梦境与现实的界线，也无法区分梦中人与自己的界线，“仿佛传奇之光比可见的太阳更为闪亮”(79)。玛乌梦见奥尼恰的泉水、溪流、绿洲、森林；抵达奥尼恰后，时而狂野时而静谧的风景让她感觉“一切都仿佛在梦中”(147)，而樊当“知道自己已经处于梦的中心，处在最灼烫、最呛人的地方”(74)。奥尼恰是这样一个梦一般的存在，一个“地平线”一般的存在，一个虚无的存在。最开始对于远方的向往以梦的形式出现，而最终的幻灭又将一切归于梦，前者是乌托邦的建立，后者却是乌托邦的毁灭。吉奥弗洛瓦以梦来逃离自己与现实的格格不入，玛乌以梦来逃离战争的世界，樊当则以梦来逃离对于远方和未来的恐惧，由此，梦才成为构筑乌托邦的形式。反复出现的“梦”、梦境让《奥尼恰》的叙事处于朦胧的状态，“梦，作为无意识的依托，承载着各种痕迹，对于有意识的记忆而言，这些痕迹变得飘忽不定，记忆也因为不断往复的‘梦醒’而变得模糊不清”(Roussel-Gillet 69)。文本中的人物在梦中构筑的美丽风景在抵达奥尼恰后破碎，继而面对奥尼恰真实而神秘的风景又开始编织新的梦，当奥尼恰即将成为一种乌托邦的存在时，又被残酷的现实打碎，不得不离开这虚构的乌托邦，最终一切都被战争摧毁——“梦醒”正是一次又一次现实的幻灭。而在文本的最后，曾经的奥尼恰对于樊当而言也成了回不去的梦，而“他不得不控制自己的梦，把梦压在身体深处，不再去听河的歌唱，不再想象暴风雨的隆隆声”(232)，这才是最真实的幻灭，风景与梦一起被压制在内心深处。当战争摧毁了奥尼恰，樊当彻底从梦中醒来，但是，回忆留下来了，曾经见过的一切——奥尼恰的草原、河流、小岛——无时无刻不浮现在他的面前，从此，回忆将构筑新的乌托邦。 对于勒克莱齐奥而言，每一个细小的符号都可以成为通向过往的钥匙，海浪、海船的摇摆、水流声、鼓声……时间、回忆、流水(波浪)这三种流体物质在《奥尼恰》中融合在一起，赋予奥尼恰这个地理与文本的空间一种悠长与缓慢的步调，并最终成为一种停滞与永恒。让-马克·斯特贝(Jean-marc Stébé)在《何谓乌托邦》(Qu'est-ce qu'une utopie?)一书中说道：“乌托邦试图通向一个时间终结的世界……它并不是非空间的，也不是真的处于时间之外，因为它认为时间是非变化的，它意识到自己摆脱了线性的时间，并确定摆脱了历史时间的残缺，从而最终永远处于永恒的现在”(24)。《奥尼恰》中的世界是一个处于永恒现在的世界，过去总是与现在交织在一起，无法分清。樊当在航船上听到的海浪声如同是回忆的呼吸，玛乌听到黑夜中的鼓声，是“圣莱莫海涛声的回忆”(78)，吉奥弗洛瓦认为“河里流淌的，是世界最古老的记忆”(130)。河流与记忆成为一种一体的存在，时间流淌在河流中，河流在时间中流淌，河水成为承载回忆的场所，仿佛是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一般，是通向过去的秘密通道。在奥尼恰，一切都是缓慢的，时间仿佛是无限性的，这一切教会人物另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慢，是的，是一种漫长而规律的运动，如同向大海流去的河，也宛如云朵……生命停止了，时间凝滞了”(141)，人物便“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146)。人物的身心完全交付给世界，交付给世界的跳动，人物只需看、听、感觉，“仿佛时间已经没有任何重要性”(141)。在奥尼恰，再也没有准确的时间刻度，人物处于另一种时间中，处于时间之外。“红色的季节”、“热风季节”、“雨季”、“短暂的旱季”……这就是奥尼恰的时间，大自然的时间，神的时间，永恒的时间。河水是承载时间的河流，时间是如河水一般流淌的时间，这就是为何离开奥尼恰的樊当依旧一直听到河流就在身边流淌，那是回忆在流淌。梦幻、神话与回忆构成了一种幻象，与现实相对，“现实的时间节奏放缓；幻象时间呈现出超时空性，带有永恒的维度”，“现实和幻象的时间均停止流动，最后接近重合”(张亘87)。河水正是现实的时间与幻象的时间重合的地方，而最终“现实向幻象靠拢”(87)，无论是循环的时间还是静止的时间，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时间。 奥尼恰乌托邦式的风景不仅体现在时间的永恒性上，同时也表现在空间的永恒性上，这种空间的永恒性是通过不同空间——地理意义上的空间与历史意义上的空间、现实的空间与梦境的空间——之间风景的重叠与相似得以实现。如果说“只有一个传说，只有一条河”(116)，那么大概也只存在一处风景，那便是由世界初始穿过时间流至眼前的尼日河之景，是梦中流淌在梅洛埃王国的大河之景。《奥尼恰》中，一切水流——大海、尼日尔河、尼罗河、湖泊、小溪——都属于同一条河流，即使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即使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间，它们之间亦有相似与关联。樊当见到的姆比亚姆水潭与吉奥弗洛瓦见到的生命之湖之间的某种呼应，流淌在奥尼恰的尼日河与大海、与梅洛埃传说中的大河之间的呼应，使得分布于不同地理空间、历史时间的叙事获得了某种同一的空间。在驶向奥尼恰的航船上，玛乌与樊当望着大海，想象着在奥尼恰“会有一条河，那么宽，就像大海一般”(19)，尼日河之水与大海之水是同一片水；抵达奥尼恰后，他们也总是感觉“河流很宽阔，像大海一样”(206)。在吉奥弗洛瓦的梦境中，梅洛埃人找寻的河流，“像是无边的海”(122)。河与海是同一个水流，同一个地方，空间与时间一起静止在河流中，不仅使文本的叙事结构具有了某种循环性，从原点又归于原点，同时又营造了乌托邦式的语意空间，文本中人物逆河流而上、逆时间而上，以此“挣脱空间的束缚”、“打破时间的瞬间性和不可逆性”(陈寒27)，走进一个乌托邦的世界。 风景意味着主体不再拘囿于自身，而是向着世界敞开自己，瓦雷里说“我即我所见”，史蒂文斯说“我即环抱我的一切”，风景的意义正诞生于自我与风景的融合，世界与人的自我实现一种“共生”(co-naissance)(Collot，Le corps cosmos 34)的关系。在《奥尼恰》中，作为风景的河流最终成为人物身体与灵魂的归属；玛乌渐渐感到自己“属于这条河”(143)；樊当“感到自己就出生在这里，在河边”(180)；而吉奥弗洛瓦想“与河和天，[……]与大地，与闪电[……]融为一体，成为一张脸”(117)——从此，“他们永远都无法与这条河流分离”(181)。在幻灭的同时，人物走向了蜕变。这是一种回归，不仅是身体的回归，更是精神的回归。奥尼恰的风景对于他们而言成为一种身份的归属，一种生命的归属，一种真正意义的故园，是一个与现实相对的乌托邦存在，是一种对诗意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一个历史与真实、文化与自然、神性与人性彼此融合的世界。在文本最开始驶向奥尼恰的航船上，樊当已经预感到那片土地“那里将成为他们的故土”(19)。奥尼恰不是远方，而是故园，那里的风景不是异域的风景，而是故地的风景，出发不是“去向”而是“回归”，是逆河流而上，是逆时间而上，回到生命的初始与世界的初始，回到自己的归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