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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现实主义创作特点 《曾五喜》吸取了周立波小说创作的一些表现手法。《曾五喜》一文重点写了“插早稻”、“办社”、“团结副社长”、“做落后群众工作”、“过‘娘子关’”、“堵管”等几件事。“堵管”主要采用的是白描的手法，其余的几件事都是广泛地运用了人物的对话来展开矛盾及矛盾解决的过程，揭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如曾五喜在面对“保守的人们”的进攻时，最初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含糊地回答“还不一定”。这样的对话，极其简练，也极其传神。曾五喜扩社时，刹那间的犹豫、动摇和迷惘，极其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同样，《曾五喜》中的语言，无论是叙述人的语言，还是人物对话，都鲜明地体现了周立波的创作个性，如同他笔下的人物：质朴、本真，充满浓厚的益阳地方乡土特色。 新闻通讯毕竟不同于文学艺术作品。对“曾五喜”与“刘雨生”不同的处理方式，便体现了作家文学典型塑造的特点。 小说与新闻通讯中的人物在作品结构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从曾五喜到刘雨生体现了作家小说结构的独具匠心。《曾五喜》采用的是倒叙的手法。结构简单，线索单一。主要描写曾五喜从互助组到合作社时的工作经历。这是新闻的特点所决定的。《山乡巨变》采取的是纵式的结构方式，按合作法进程中所出现的风波与矛盾的解决过程来依次展开故事，刘雨生特殊的身份与位置，使他承担了下部众多线索的牵线人的角色。他上联李月辉、朱书记及县委、县政府，及时反映当时党在农村各项工作的部署和安排，体现党的意图和声音；下联三条线：一条与他一起同甘共苦，共创大业的陈大春、盛淑君等农村进步青年，一条是亭面胡等有思想局限的老农，再一条是秋丝瓜等个别还不觉悟的群众。在生产与入社这两项水乳交融的工作中，通过刘雨生把这些人和故事巧妙地串在了一起。而刘雨生也处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得以充分展示他作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特点。 多种创作手段的运用，讲求细节的真实性，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富有感染力。在对待“堵管”这个事件的描述上，《曾五喜》寥寥几笔，用白描的手法，简洁地进行了勾勒和叙述。而在《山乡巨变》中，作者却不惜浓墨重彩，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最初，用“禾苗长得翡青青……”为即将到来的洪水作反衬；又用景物描写，多次渲染了洪水的猛烈和灾情的紧急；还有亭面胡的劝告等，都为刘雨生的出场进行了有力地铺垫和烘托。对刘雨生英雄壮举的描写，则是通过他简洁的语言，果敢的动作来实现的。“‘下去塞管子。’刘雨生一边回答，一边夹一捆草，跳进田里。……刘雨生只得爬上岸来，脱下棉袄，带一个草捆，就往溪里跳。……刘雨生没有听这警告，扑通一声，扑下水去了，腋下夹着一捆草。”在不长的篇幅里，刘雨生“堵管”的故事写得波澜起伏。即将丰收的喜悦，遭遇骤然而至的洪水；刘雨生扑下水去堵管成功，但本人又被洪水冲走不知下落；刘雨生被营救上岸，却又生死不明，最终获得解救。读者在周立波所创作的动人故事中，随人物的命运而喜忧起伏。 周立波的现实主义成就之一是传达出了民间一种真实的声音 恩格思曾说：“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来，要让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见《致敏·考茨基》)。”由于文学创作比新闻通讯有更大的表现空间，这也使得“刘雨生”们，比“曾五喜”们有了更厚实的思想内涵，更深刻地传达出了民间一种真实的声音和历史的本质。 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从国统区还是解放区走出来的革命作家们，被当时翻天覆地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所激动着，为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时代所激励着，普遍充溢着乐观而又昂扬的情绪。他们坚定地相信着他们所看到的和已在投入的火热的生活中的一切。被当时那种狂热的政治氛围所支配，他们不可能置身于火热的斗争之外，对生活予以“冷眼旁观”。这使得他们成为当时的政治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者。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由于其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对现实的把握中，通过对人物形象客观与准确的把握，通过“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曲折地表达了一种历史的真实性，在不知不觉中反映了事物的某种客观规律性和历史的本质，为我们真实地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形象生动的蓝本。这就造成了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意图，与人物形象所体现的客观历史价值的悖离；造成了作品历史价值大于现实意义，艺术价值大于政治宣传，这些作者始料不及的结果。作者是满怀激情真诚地讴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他认为“高级社的好处说不完(见《一个意义重大的庆祝会》)”。但同时，在对“刘雨生”等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他又在有意无意之中，借“刘雨生”等人的言行，体现了当时干部群众中所有的“另一类民意”。而这一类民意，周立波既没有人为地扩大上升为“阶级斗争”(龚子元形象是个例外，也是个败笔)，也没有掩饰或虚化。便是现在看来，这些认识都是符合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在刘雨生刚出场的时候，便写了当时的刘雨生对合作社的看法。“互助组到底好不好？他还没有想清楚。”“他心里想，组还没办好，怎么办社呢？”应该说，这都是农民的一种直觉的认识。通过刘雨生等人的矛盾和困惑，传达出民间一种真实的声音。即使是在写实的《曾五喜》一文中，也有这样一句话：“互助组都办不下去，快要散板了，还办什么社？”作家也并没有回避农民的这种矛盾和困惑。这反映了作家无论是在新闻写作还是文学创作中，都牢牢地坚持了真实、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原则，体现了作家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学创作和新闻事业也不无启示。 恩格斯曾经把“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作为文艺批评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见《致斐迪南·拉萨尔》)。今天，当我们同样以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重新审视“刘雨生”们，我们不能不感叹，周立波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也就正在其美学的和历史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