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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线索三则 对于郁达夫而言，由穗去澳，或由港转澳，并非一件难事，当时穗港澳三地交通已经十分便利。郁达夫好友许杰1931年与爱妻何显文的书信中，对自己往返穗澳之间的行程有记述：“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半下船，四时开船，十二时始抵澳门。这一日天气偏很坏，及上岸，已下微雨，心中自然有些悔恨起来。晚宿五洲旅馆。”“出得妓院，已晚九时，返旅馆整装下船，十时船开，今晨七时又在广州了。这次澳门之行，尚觉有趣，他日得暇，我当一纪此行。”(32)由此可知广州与澳门之间乘船不过七八个小时的航程，往返时间一天都用不到，澳门与香港更是航程更短，郁达夫有什么理由不在这郁闷的十多天里，到澳门这座极具风情的小城来散散心呢? (一)被遗忘的一封信 郁达夫1926年11月15日夜给“玄背社”写了一封信(节选如下)： 暑假三个月，伏处北京，……这一回重到广州，是在阳历的十月底边，未到之前，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在广大教员宿舍里候我了。(33) 这里郁达夫再一次提到了他重回广州的时间是：“阳历的十月底边”，“十月底边”按正常的理解起码应当是10月25日以后到10月31日这段时间，不会是10月20日或者10月22日这两个时间。且“十月底边”不论怎么说，都是一个模糊时间!对比之前郁达夫在《劳生日记》11月3日中提到的“前前礼拜的星期五”(即10月22日)这样一个很明确的时间，难道说“重回广州”这样一个日子很难确定吗?很难开口向别人说明白吗?11月15日的这封信与11月3日的日记，时间上不过仅仅相差了12天，郁达夫似乎是在有意隐瞒什么。日记可以被修订后再发表，而寄出去的信往往就不那么好修改了!再对比此信之后郁达夫《病闲日记》12月1日所说的“此番计自阳历十月二十日到广州以来”，我们不禁要莞尔一笑了，同一个时间，郁达夫竟然有了三个说法!无论《劳生日记》《病闲日记》，还是《致玄背社》的这封信，距离郁达夫“重回广州”的时间都不算太远，没有理由会三翻四复说的这般不一致! 很大的可能性就是，郁达夫回广州后并没有过多停留，而是直接去了某地，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理解信中所言“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在广大教员宿舍里候我了”这样一个细节了。还有种极大的可能性就是郁达夫根本没有在10月20日左右这个时间回广州，而是从汕头直接去了某地。郁达夫故意隐瞒他实际的情况，可还是在这封信中露出了蛛丝马迹，如果这封信中所言时间正确，可以估计到他大概是在10月31日回到广州。这样的话就与他《劳生日记》11月3日所言11月2日的情况卯榫对接了。他这样说11月2日的事情： 把上班年寄存在学校里的书箱打开来一看，天呀天，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的厉害，竟把我这贫文士的最宝贵的财产，糟蹋尽了。(34) 如果说郁达夫早在10月20日就已经回到广州，而且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他怎么会迟至11月2日才打开他的书箱发现他的藏书已经发霉，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合理的解释应当是，他在10月31日回到广州，11月1日休息了一天，11月2日搬往法科学院发现自己的藏书已经发霉，他决不会用“十余天”来如此虐待他“最宝贵的财产”。那么10月31日前他一定是在另外某个距离广州不远的地方，这样线索就清晰了。 (二)被忽略的一首诗 郁达夫在1926年10月19日写过一首旧体诗《汕头口占赠许美勋》：“五十余人皆爱我，/三千里外独离群。/谁知岭外烽烟里，/驿路匆匆又遇君。”(35)这首诗原载于1926年10月24日汕头《岭东民国日报》副刊《文艺》第二十一期，1989年收入《郁达夫诗词全编》时面目有些模糊。从浙江文艺出版社给此诗的注解即可看出这种模糊现象： “诗题又作《沪粤途中在香港酒店赠友人》。” “五十”又作“四十”、“三十”。 “三千里外”又作“三千里地”；“独离群”又作“感离群”。 “烽烟里”又作“云烟里”。此句又作“谁知赤柱山下路”。 “驿路”又作“茶舍”；“又遇君”又作“又逢君”，“逢”误。 可以看出，每一句诗都有不同的说法，或许年代有些久远，编辑只好通过注解的办法尽量还原此诗的面目。值得玩味的是，此诗的题目又作“沪粤途中在香港酒店赠友人”，这里就蹊跷了，按现有的郁达夫日记及研究资料看，郁达夫应该回“广州”了，怎么会跑到“香港”去赠友人一首诗呢?诗句变来变去，连诗的题目也改变过，这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合理的解释应该是：10月19日郁达夫到达汕头上岸，与许美勋(著名“左联五烈士”冯铿的前夫)见面，“口占”了这首诗，然后再去了香港(也有可能是回到广州再去的香港)，在香港的酒店里重新修订了“口占”的这首诗。或者在汕头与许美勋一起同往香港，在香港酒店里把“口占”此诗正式“笔录”赠与对方(关于这一点还缺乏资料，仅为推测)。(36)这样就可以说明此诗题目乃至诗句变动频繁的情形。 不管以上情形是如何，郁达夫到了“香港”这个事实是确定的，而且住了香港的酒店!这在现有的郁达夫日记及研究资料里也没有记录。郁达夫住过香港的酒店，那么回到《过去》，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说李白时“因为H港的生活费太昂贵，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这M港市”这段话了。当时香港酒店普遍比澳门酒店贵，前文方宽烈有关这一点的说明在此也得到了印证。 当时上海往返广州的航线，轮船常常会停靠香港，这一点从许广平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 1927年9月27日：“下午乘‘山东’轮离广州往上海。次日到香港。”(37) 1927年10月3日：“午后抵上海”。(38) 郁达夫很有可能是汕头回广州的途中经香港，直接在香港下了船，因为此前不久香港刚刚被解除了封锁。1926年10月10日，省港大罢工结束，对香港的封锁解除，是郁达夫当时可以到香港的一个前提条件： 10.10由于北伐军进展迅速，广州政府北迁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取消封锁香港，恢复粤港交通，准许人民自由往来，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布结束罢工，恢复省港交通。(39) 省港大罢工长达十六个月，一直对港澳封锁，1926年10月10日之前，郁达夫恐怕想去港澳，都非常困难，现在封锁解除了，无疑是天赐良机，郁达夫又怎会错过呢?试想一下，郁达夫于10月19日到达汕头，下船上岸，势必已经知道香港是可以去的了，于是去了香港，留下了这首被我们忽略的旧体诗：《沪粤途中在香港酒店赠友人》。之后因为香港的生活费贵，再又来到了澳门，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日记中的另外线索 郁达夫在《劳生日记》(40)的11月3日、4日、5日连续三天都反复地强调了一个问题：“薪水”： 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家抢了……(11月3日) 三点多钟去中山大学会计课，领到了一月薪水。回来作信与荃君，打算明早就去汇一百六十块钱至北京。(11月4日) 昨晚上因为领到了一月薪水，心里很是不安。怕汇到了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说：“只有这一点钱。”实在我所受的社会的报酬，也太微薄了。(11月5日) 既然“薪水”的问题这样地“萦绕”在郁达夫的心头，应该是他重回广州中山大学之初就已经有这样的问题存在着，而不用在“销声匿迹”十余天后还始终念念不忘。如果说他在10月20日左右就已经回到了中山大学，又已经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他完全可以有办法筹钱，不必在十余天之后的这个时候反复“哭穷”。从“薪金被人家抢了”这句话来看，仿佛这件事刚发生没有多久，感觉像是刚回到学校后不久，才发现自己的薪水已经领不到了，于是有了“哭天喊地”的感慨。这十余天他干什么去了?就只在文科学院干巴巴地“闷”住吗?远在北京的夫人正等着他寄钱呢!郁达夫不是一位抠门的人，沈从文当年北京落魄潦倒时，他曾给这位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及时的救助。 种种迹象都显示，郁达夫这十余天不在广州，而在另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应当就是澳门，他在香港酒店住着觉得贵，于是换到澳门打发这段光阴。在外旅游开销必然大些，所以当他再回到广州的时候，势必要“哭穷”了。 注释： ①④邱岭：《郁达夫小说刨作的三个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2期。 ②(11)(13)(25)(31)方宽烈：《郁达夫在澳门》，《香港文坛往事》，香港文学研究社2010年版，第454、455、458、456、456页。 ③⑤参见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3、682～688页。 ⑥(19)郁云：《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8页。 ⑦郁达夫：《过去》，《郁达夫全集》(第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后文有关《过去》引用均来自此书第1～19页，不另起注释。 ⑧⑨郁云：《我的父亲郁达夫》，台北兰亭书店1986年版，第70～71、78页。 ⑩汤开建：《澳门开埠时间考》，《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9页。 (12)以上考证参见何大章、缪鸿基：《澳门地理》，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6年版，第83～84页；李鹏翥：《澳门古今》，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门星光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澳门历史档案馆档案，编号MNL.05.24.001。 (14)俞永济：《澳门指南》，商务印书馆澳门支馆1941年版，第74页。 (15)(18)《澳门年鉴》1927年，澳门中央图书馆微缩资料，第343、52页。 (16)何大章、缪鸿基：《澳门地理》，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6年版，第85页。 (17)若瑟利·维士嘉·德礼：《永不回来的风景 澳门昔日生活照片》，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澳门市政局澳门艺术博物馆制作，2001年4月。 (20)张傲卉、宋彬玉：《成仿吾年谱》，《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21)郁达夫：《全集自序》，《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268页。 (22)(23)(26)(34)(40)郁达夫：《劳生日记》，《郁达夫全集》(第1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6、35、36、36～37页。 (24)郁达夫：《病闲日记》，《郁达夫全集》(第1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27)张傲卉、宋彬玉：《成仿吾年谱》，《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28)郭沫若：《孤鸿——致仿吾的一封信》，《文艺论集续集》，上海郁文书局1932年版，第7页。 (29)王独清：《澳门二叫》，《王独清诗歌代表作》，上海东亚图书馆1935年版，第29页。 (30)潘世圣：《关于鄯达夫脱离创造社及〈广州事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32)许杰：《致何显文函六通》，《现代作家书简》(孔另境编)，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126页。 (33)都达夫：《致玄背社》，《都达夫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2页。 (35)郁达夫：《汕头口占赠许美勋》，《郁达夫诗词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36)许美勋在回忆文章里只记载了郁达夫1926年10月19日到达汕头后的情况，没有说明郁达夫走后去了哪里。见许峨(许美勋)《郁达夫到汕头》，原载1980年6月19日《羊城晚报》，收于陈子善、王自立编《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172页。 (37)李何林：《鲁迅年谱》(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17页。 (38)李何林：《鲁迅年谱》(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39)陈昕、郭志坤：《香港全纪录》(卷一)，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7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