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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郁达夫在1926 整理1926年郁达夫一年的行踪，可以发现在这一年他与南粤大地有了多次亲密接触，特别是广州。《过去》发表于1927年2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6期，篇末署名的创作时间和地点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在上海”(《过去》第19页)。如果说郁达夫创作《过去》前来过澳门，那么这趟旅程的发生应是在1926年中。1926年中郁达夫有两段时期在广州及附近：3月23日至6月初，10月20日左右至12月15日。 先说第一段时期，尽管缺乏郁达夫本人的日记记述(郁达夫《芜城日记》截止于1921年10月16日，《劳生日记》开始于1926年11月3日，之间的日记是空白)，但从其他创造社同人那里也可以获知有关郁达夫的信息。这时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穆木天和郁达夫都已集中于广州，并于4月1日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郁达夫除了担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的文科教授外，也兼顾出版分部的工作，而且“因初到那里，忙于学校备课和编写讲义”(19)。又据《成仿吾年谱》(20)记载，郁达夫这时期在广州的主要活动还有： 3月28日，出席广东大学文科学生欢迎郭沫若学长大会，在明远楼前摄影留念。 4月，广东大学学生风潮过后，与郭沫若等教师在广州惠爱路妙其香酒家聚餐，并合影留念。 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王独清于广州合拍六寸照片，刊于《创造月刊》一卷四期卷首。 以上可见，这时期郁达夫看不出有去过澳门的迹象。他于6月14日在上海小旅馆中写的《全集自序》(21)里充满着悲观厌世的情绪，也看不出任何痕迹，况且《过去》里的时间是11月，基本可以排除郁达夫在这段时期到过澳门。 因此郁达夫就很有可能是在第二段时期到过澳门。郁达夫的《劳生日记》始记于1926年11月3日，这一天日记中记录了前一天(11月2日)的情况：“昨日始搬来天官里法科学院居住”(22)，而11月3日以后的情况也都比较清楚，因此又可以排除掉11月2日至12月15日期间郁达夫到过澳门的可能性。现在就只剩下郁达夫又一次到广州的10月20日至11月2日这期间的可能性了。 这里还需要再讨论一下关于郁达夫是否在1926年10月20日到达广州的问题。郁达夫自己在《劳生日记》(11月3日)里这样回忆：“今天是礼拜三，到广州是前前礼拜的星期五”(23)，这样推算的话，郁达夫这回到达广州的时间是10月22日，而不是10月20日。但在《病闲日记》(12月1日)中又这样记述：“此番计自阳历十月二十日到广州以来，迄今已有四十余天了。”(24)方宽烈认为“《劳生日记》所说的星期五，‘五’字可能是‘三’字的误”(25)。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但11月3日显然比12月1日更接近于所回忆的时间，总的来说，郁达夫在这里出现了时间记录上的混乱，或许另有隐情。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在《劳生日记》(11月3日)也说明了他这十几天的去向：“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26)，这里的这个“闷”字可真是“意味深长”!以郁达夫的性格，他似乎很难将自己“闷”住这么久时间，别的不说，单说他的游记文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中数量上绝对名列前茅，一个这么喜爱游山玩水的人怎么会将自己“闷”住呢?1926年3月在广州迎接郁达夫上岸的成仿吾曾经到过澳门，想必郁达夫不会不知晓。 1924年7月成仿吾曾在澳门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27)，郭沫若在当年8月9日的回函中提到了这件事：“芳坞哟，我又好久不写信给你了……你最近从澳门写来的信，我直到现在还没有答你，你没以为我是已经饿死了，或者是把你忘记了罢。”(28)王独清在他1935年出版的诗集《王独清诗歌代表作》中选录了一篇名为《澳门二叫》的诗歌，收录在第一章《凭吊吟》下，以示曾到澳门游访：“总之我要趁我清醒，/赶紧向这儿告别一声……/原因是这儿只有赌博，/只有堕落，/而没有斗争!”(29)创造社同人的澳门之行，不能说一定促成了郁达夫的澳门之旅，但至少可以说影响到了他对于广州周边旅游目的地选择的想法。 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后，于1926年10月14日实行委员制，戴季陶出任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此时的中山大学处在学潮声中，派系斗争也在上演，戴季陶开始改组学校的人事安排。文科不再由创造社的人主持，而由傅斯年负责。郭沫若7月底就已经随北伐军离开广州。所以后来的11月，我们会看到郁达夫由文科教授改任为法科教授。早在前一个广州停留的时期，郁达夫对广州的情形有所了解后，失望的情绪就已经滋生，这个时候重返广州面对诸多变故，他“在观察、体验和分析中，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未来，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感觉到革命正处于危机之中，感觉到恐怖的逼近”(30)。这种失望与恐怖大概会成为郁达夫出去散心的理由，何况此时中山大学暂时停止上课(31)，这十几天的时间，他不会在文科学院里“闷”过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