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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建构媒介存在论的目的是为新媒介文艺研究奠定哲学基础。媒介存在论是相对于媒介认识论、媒介本体论而言的，以现代哲学存在论为依托的一种后形而上学媒介哲学思想。媒介哲学的相关讨论和传统本体论向现代存在论的转型研究构成了媒介存在论提出和研究的主要理论语境。媒介存在论由“存在即信息”、“媒介即信息”、“媒介即存在”三个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命题构成。媒介存在论认为：存在可以通过存在者的信息活动得到阐释。任何信息都是媒介中的信息，不存在媒介之外的自发、自在的信息。当存在者发挥媒介性功能时即为媒介。居间、谋合、容纳、赋形、生产等活动性质构成了媒介之为媒介的“媒介性”。在媒介性存在关系中存在方可显现。处于媒介位置的此在、语言等媒介性活动构成了存在的重要展开方式。媒介在根本上即存在“在起来”的境域，存在即存在者的“媒—介”化活动方式。 【关 键 词】媒介存在论/存在即信息/媒介即信息/媒介即存在 【作者简介】单小曦，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开展新媒介文艺研究是对电子媒介、数字媒介文化及其文化语境中文学艺术发展现实的理论回应。西方半个多世纪和中国(包括台湾)二三十年的新媒介文艺批评、文艺理论探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过，其中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的问题也需要正视。广度有余主要是指它横向跨越了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艺术学、文学、美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计算科学等多门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而形成了研究范围较广的特点；深度不足主要在于缺乏必要的哲学基础。实际上除了欧美学者本斯、兰道、曼诺维契、汉斯、瑞安等和中国大陆、台湾更少数理论家的理论深入到了哲学层面外，多数研究只停留在上述具体多个学科的交叉或文化研究层次。然而，如果我们不想落伍于步步逼人的新媒介文艺生产现实，如果要把新媒介文艺研究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就不能仅仅止步于目前只有广度而缺乏深度的研究现状。这就首先需要为这一理论的研究与批评确立坚实的哲学基础。 当然，根据不同理论取向，新媒介文艺研究可以选择不同的哲学基础。但在诸多可以选择的哲学基础中，媒介哲学应首当其冲。而就媒介哲学内部而言，也因理论背景和把握方式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理论范式。相对于“媒介认识论”、“媒介本体论”等传统形而上学框架下的哲学范式，我在后形而上学背景下提出“媒介存在论”。如果说，媒介认识论、媒介本体论也都可以作为新媒介文艺研究的哲学基础，那么，媒介存在论就应该成为更根本的哲学基座。 一、理论语境 20世纪媒介哲学的相关讨论和传统哲学本体论向现代哲学存在论转型的理论研究，构成了媒介存在论提出与研究的直接和主要理论语境。 媒介哲学(Media Philosophy)提出于20世纪后半叶，但关于这一哲学的思想观念早就蕴含在弗雷格19世纪末开创的语言哲学和20世纪上半叶卡希尔等人的符号哲学之中了。无疑，语言和其他表意符号是人类重要的传播媒介，关于语言和符号的哲学思考自然属于媒介哲学的思想范畴。语言哲学和符号哲学的一个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语言和其他表意符号作为文化的产物，先于个体而存在，它积淀着人类的传统文化、心理经验和思维方式，任何生命个体都无法逃离他被抛入的由语言、符号形成的意义世界，并无法选择地接受它的影响甚至决定。卡希尔不无夸张地说：“人是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世界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至于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卡希尔33)。这样，作为人表达和掌握意义系统范畴的语言、符号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应成为比17世纪哲学认识论转向中确定的“人是否可以认识世界”问题更具优先性的哲学研究主题。就像弗雷格晚年所感慨的那样：“哲学家的一大部分工作就是……与语言作斗争”(Frege 270)。这种哲学思潮发展到了20世纪中后期，就形成了人们常说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末，莱因哈德·马格莱特(Reinhard Margreiter)、赛贝尔·克莱默(Sybille  mer)、马丁·西尔(Martin Seel)、迈克·塞德博思(Mike Sandbothe)等西方学者较早在理论上将语言哲学、符号哲学思想扩大到了对更广泛的媒介的思考上。在马格莱特看来，当代关于媒介的哲学研究“再次成为了认识论、语言文化哲学、人类学和精神理论的核心问题”，他明确打出了“媒介哲学”的旗号，“由于媒介的特质使媒介成为了决定人的心灵的内部而非外部力量，媒介哲学要比所谓的专业领域的哲学更具有阐释能力。”克莱默倡导“媒介批评转向”，她认为语言哲学、符号学哲学中关于语言、符号的本体性功能也适用于一切媒介，即“我们关于世界所知、所思、所说的每件事情都是依靠媒介才变成现实中所知、所思、所说的那个样子。”因此，今天媒介哲学应该是语言哲学的继任者。西尔持明确的“媒介认识论”观点，他认为，媒介在我们和世界之间制造出了一种“我们进入世界的普遍居间性模式”，“这不仅因为我们允许被我们了解的媒介所决定，而且允许我们被各自了解的对象所决定”(Sandbothe 13-15)。塞德博思标举“实用媒介哲学”(Pragmatic Media Philosophy)，认为沿着语言哲学一线下来的“理论主义的媒介哲学”大多注重的是符号传播的内部机制，而实用媒介哲学强调的则是媒介技术传输的外部领域，它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关注媒介影响社会的政治功能，“正是这种外部领域的媒介—政治的形塑作用，是影响感官感知和符号媒介传播过程的中长期变化的核心要素”(Sandbothe 83)。在此，还必须提到欧美“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研究。该派理论家包括埃里克·阿尔弗雷德·哈弗洛克(Eric Aflred Havelock)、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沃尔特·翁(Walter Ong)、约书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等。媒介环境学通过对语言、文字、机械印刷、书籍报刊、广播影视以及传媒机构等媒介、媒体的广泛研讨，得出结论：媒介不仅仅是外在于我们的工具，更是在我们周围形成了人身处其中的“媒介环境”，具体表现为“感知环境”、“符号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多重的媒介环境中，“我们建构关于我们信念之中世界的概念或理念，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认为’或‘了解’的世界”(Lum 30)。尽管媒介环境学没有标举媒介哲学的名号，但它关于媒介及其与人、现实世界关系的看法和媒介哲学家们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严格说来，由于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更为广泛、深入和细致，许多媒介哲学家往往是从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成果中获得灵感和资源，来建构媒介哲学思想的。如他们对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翁的“原生口语文化”、爱森斯坦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等理论观点的借鉴、发挥和为我所用式的阐发，莫不如此。 很显然，上述媒介哲学、媒介环境学研究把“语言学转向”的思想成果扩展为了“媒介学转向”，其中也明晰地勾画出了一条从“媒介认识论”到“媒介本体论”的哲学发展路向。作为一种媒介理论和哲学范式，它们自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我们也需看到，这种媒介哲学思想的哲学基座仍是传统形而上学框架下的“本体论”。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已经对这种本体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并超越性地发展出了后形而上学框架下的“现代存在论”哲学思想。这样，从传统本体论到现代存在论的转型研究就必然成为我们提出媒介存在论并超越“媒介本体论”的重要哲学理论语境。 “存在论”的英文即Ontology，在中国学界也常常被误译为“本体论”。该词是17世纪后发明的，但存在论思想——关于“存在”(On，希腊语联系动词“eimi”的现在时中性单数分词)问题的“学说”(ology)——古已有之。在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存在论中的“存在”有两个重要内涵：1)它是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最高和最根本的范畴，而后世讨论的“本原”、“本质”、“本体”不过是它派生出来的次级范畴；2)它并非是脱离一般存在者的孤立、静止、抽象的终极存在者，而是动态生成的、有时间性的作为存在者显现(遮蔽)过程的“存在”本身。问题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希腊哲学逐渐放逐了“存在”的上述重要内涵，并把“存在论”(Ontology)研究降格为“本体论”(Ousiaology)。柏拉图哲学致力于寻找世界存在的“依据”和“本原”，认为它是靠理性才能把握的“相”或“型”(希腊文Idea或Eidos)，有时又被解释为“本体”(Ousia)。在具体讨论中，柏拉图认为作为世界“本体”的“相”或“型”也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柏拉图254)，并特别强调了它作为现实事物“摹仿”和“分有”的母本，与现实世界处于绝对的“分离”状态。亚里士多德的“本体之学”把作为“述词”的“On”分为十个范畴(后来又增加了五个)来具体表述存在的存在方式。其中“本体”(Ousia)被置于十范畴之首。尽管存在(On)有许多意义，“但实体[Ousia，即本体——作者注]在一切意义上都是最初的，不论在定义上、认识上，还是在时间上。其他范畴都不能离开它独立存在。唯有实体才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153)。而且，“如果第一实体不存在，那么其他一切都不可能存在”(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7)。而“本体”最终又被其中作为决定性因素的“是其所是”(希腊文to ti en einai)——后世所理解的“本质”(Essence)和“基质”或“底层”(Substance)——所决定。对于“本体”、“是其所是”与具体存在者的关系问题，亚氏否定了柏拉图的“分离”说，但又开创了另一种分离，即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逻辑实体与具体鲜活的存在者的现实存在的分离。总之，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希腊哲学已经完全从“存在论”(Ontology)蜕变成为了“本体论”(Ousiaology)。后世从新柏拉图主义直到黑格尔关于“本体”、“本质”的解释越来越精致，但由于本体论、本质论思维方式未变，西方哲学离“存在”本身却越来越远了。 在康德哲学中已经开始了对这种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的实践论哲学努力使西方哲学“从天国降回人间”。海德格尔等20世纪哲学家则明确倡导重建现代哲学“存在论”。现代存在论主张哲学研究的对象回归“存在”本身。海德格尔说：“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曾首先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3)。哲学“最本己的意图”应是把握“存在”本身，但传统形而上学在企图通过“本体”研究把握“存在”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搁置或“遗忘”了“存在”，无论这个哲学“范畴体系”多么“丰富”、“紧凑”，都是对“本体”的阐释。在如何把握和如何理解“存在”的问题上，既不能在具体存在者之外寻找存在，也不能把存在看成从众多存在者中概括抽象出来的概念化的实体形式。正如哈特曼所言：“现今的存在问题不再涉及实体性的形式，以及由实体性形式所决定的实在变化过程之目的论限定，也不再是随后论证先验原理的合法性”(9)。把握存在时刻也不能脱离现实中鲜活的存在者。海德格尔前期思想主要是想通过对可以领会存在的特殊存在者——“此在”—的生存结构和存在方式的分析领悟出存在的意义；后期思想为了摆脱传统主体性哲学的阴霾抛弃“此在”的概念，企图通过诗、语言等的分析和“四方域”说实现把握存在真理的目的。 应该承认，至今现代存在论的构建尚未完成，但它开创的哲学路线已经显露出了毋庸置疑的理论意义，它对中国当代美学、文艺学的发展建设也是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的。正是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曾繁仁先生倡导“生态存在论”，将生态整体关系作为人与世界存在及审美发生的根基，以超越传统主客二分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美学；朱立元先生倡导“实践存在论”，将马克思的实践活动解释为人作为此在的不断生成、突破、创造的存在方式，以超越将实践以及其他什么看成美的本质与根源的本体论美学。“媒介存在论”同样如此，它也依托现代存在论，相对于形而上学框架下的媒介认识论和媒介本体论，通过对媒介、信息内涵的深入开掘，在现代存在论层面打通了信息、媒介与存在的关系，进而形成适应后形而上学和新媒介时代要求的媒介哲学思想。简言之，所谓媒介存在论就是在现代存在论的背景和后形而上学的框架下，以信息、媒介解释存在的哲学思想。这种媒介哲学思想可具体展开为“存在即信息”、“媒介即信息”和“媒介即存在”三个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命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