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仅如此。1943年4月3日，《解放日报》在发表何其芳的《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的同时，也刊发了周立波落实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精神的表态文章《后悔与前瞻》。文中，周立波结合自己下乡和到部队却没有写出好作品的亲身经历，反省并分析了原因：“第一，还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不愿意割掉，还爱惜知识分子的心情，不愿意抛除。”“其次，是中了书本子的毒。……不知不觉的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的俘虏……看不见群众，看不清现实里的真正的英雄。”“第三，在心理上，强调了语言的困难。”之后他检讨并总结道：“有了这三个原因，使我走了错误的一段路，没有好好的反映我所热爱的陕甘宁边区。后悔已无及。我只希望我们能够很快被派到实际工作去，住到群众中间去，脱胎换骨，‘成为群众一分子’。”之后他还畅想了作家下乡后的前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新文艺，一定会有丰富的收成，毛主席的方针，一定会好好的实现。在不远的将来，革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里的真正的英雄，刘志丹，赵占魁，吴满有和申长林，会光彩夺目的走进我们的书里，鼓舞我们，并且教育我们的年青的一代。” 周立波真诚接受《讲话》精神，主动改造思想，再加之与周扬的特殊关系，自然很快赢得组织的认可。1944年2月他被调入《解放日报》社任副刊部副部长，主编文艺副刊；之后周立波还身体力行地申请随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军队南下，在战火纷飞中改造自己；接着，他又参与到东北土地革命的巨大洪流中，并写作了《暴风骤雨》——后来获得了带给其一生巨大声誉的斯大林文艺奖金。 1949年后，作为革命胜利者和功臣的周立波，自然更有资格作为《讲话》的诠释者和代言人。 1952年《讲话》出台10周年之际，周立波撰写了《谈思想感情的变化》发表在《文艺报》1952年第11、12号合刊上。文中，他在再次强调《讲话》的重要地位后指出：“现在还有一些自视颇高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讳言改造，认为思想改造对自己是必要的，特别是做过一些革命的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包袱颇重，常常不大重视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改造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又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之后他以自身深入工农兵的经历举例说，自己在鲁艺教书时重视形式而轻视内容，“是为资产阶级的文艺家的唯心观点蒙蔽了的结果”。自己“也曾经到过延安的乡下，但没有和农民打成一片，对农民的语言，生活和劳动，不懂和不熟，像客人似的呆了五十天，就匆匆地回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由此，他进一步分析道：“许多和我一样，从旧式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工农兵和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的了解，我认为还是不够深刻、不够全面的。当他们描写工农兵的时候，容易歪曲他们的形象。”“我们的作家，要看得深些，要写出工农兵和他们的先锋队员们的这些优良的本质的特征，才能算是工农兵的忠实的代言人，才能算是工农兵的亲切的知己。” 1957年，也就是讲话发表15周年时，周立波再次撰文《纪念、回顾和展望》发表在《文艺报》1957年第7号。文中，他除了再次重温座谈会召开和《讲话》的重要性外，针对自己脱离群众的问题解剖说：“现在想起这些脱离群众的情况，觉得自己真有点糊涂。有着这种糊涂思想的人，在当时的延安，不单鲁艺有好多，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但是，“受了《讲话》的启示，也由于座谈会以后的文艺领导上的正确的安排，我逐渐地接触实际，我的脱离群众的倾向，渐渐地有了一些改变了。十五年里，我到过部队，住过农村，也下过工厂。我在群众中间的日子多起来了，文章也多了一些，虽说不见得出色，但总算是有了一些了，以后打算再写一点点”。 与思想改造相伴随的是，周立波在创作上也积极践行《讲话》精神。为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钢铁工业成就，他写作了《铁水奔流》；为反映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他写作了《山乡巨变》；他参与摄制的《解放了的中国》，再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1955年开始担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为了响应中国作协号召，他作为最早一批作家到农村安家落户。 正因为周立波虔诚地接受《讲话》，并努力付诸于实际工作中，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陈涌在晚年回忆中这样表彰说：“决定立波同志以后整个发展道路的，显然是毛泽东同志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显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使立波同志本来的革命本能，本来的单纯、真挚的性格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他的可贵的品质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和力量。”(《我的悼念》，《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 应该说，周立波这些接受《讲话》的改造——检讨性文字是出自真心的，他的那些带有革命崇高感和豪迈精神的壮举也勿需怀疑，这是绝大多数投奔延安的左翼文艺家们共同的归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