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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亲身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周立波，与《讲话》 关系密不可分。因此，考察周立波之于《讲话》的接受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937年9月，党员作家周立波随周扬、艾思奇等人前往西安。1939年调任延安鲁艺，在堂叔兼挚友周扬的关照下出任了编译处的处长。此一时期的周立波有两个特点非常鲜明：一是个性强。老战友严文井晚年在《我所认识的周立波》中说：“立波(取自英语liberty)同志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表露无余，从不加以掩饰。他是个热情的，因而也是个容易爆炸的性格。”(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91页)事实也确如严文井所说，周立波曾因为蔡若虹夸赞宋庆龄“是一个真正的伟人”而当面不高兴地说：“我们党还有很多伟人，为什么你不提？”并因此与蔡若虹大吵起来；(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14页。按：周立波和蔡若虹当时显然都不知道，宋庆龄其实早已秘密加入共产国际。)另一次是1940年夏，鲁迅艺术文学院为欢迎从新疆来的茅盾而召开茶话会，因为不满一个人唱了俄国讽刺歌曲——《跳蚤歌》(原为德国诗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一首讽刺诗)，周立波“马上拿起一把茶壶甩了过去，打得粉碎，使主人和客人都感到很尴尬”。(严文井：《我所认识的周立波》，《周立波研究资料》，第91页)周立波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另一点是作为“时时刻刻以革命利益为重”的歌德派一员。周立波曾这样抒情道：“我要大声的反复我的歌，/因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美丽的，/像阳光相信他的温暖，/……我要强烈的反复我的歌，/因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真诚的，/共产主义：真诚，/毛泽东：真诚……”(《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对此，严文井回忆证实说：“在延安时，他主张歌颂光明，他对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党的组织和领导人，有一种真诚的感情。”(严文井：《我所认识的周立波》，《周立波研究资料》，第91页)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立波因为准确站队和及时跟进而成为鲁艺总支部委员会委员，整风运动中还担任了文学部整风学习委员会委员。既然作为贯彻《讲话》的带头人和执行整风运动的领导者，自然要以身作则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1942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周立波的《思想，生活和形式》。文中，他不无反思地写道：“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身子参加了革命，心还留在自己阶级的趣味里，不习惯，有时也不愿意习惯工农的革命的面貌。”同时，还受了“资产阶级上升期的文艺的影响”，“歌唱个性自由”，“标榜为艺术而艺术”。因此，“对于我们，思想的改造，立场的确定是最要紧的事”，“不站稳立场，甚至于失掉立场”，“是自由主义的表现”，“思想改造了，就是写工农以外的人们的生活，对于革命，也有益处”。针对左联作家因为强调立场只能写出一些公式主义的作品的论调他反驳说：“左联真有一些公式主义的作品，那也不能归罪于思想立场的强调，应该说那些创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还不正派，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成分，主观主义的成分在里面。”针对自己在鲁艺讲授《名著选读》中注重外国文艺的形式而选读中国的东西少的问题，他检讨道：“我们小资产阶级者，常常容易为异国情调所迷误，看不起土香土色的东西。”他还说，外国文学的长处要学，例如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但是“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和‘意识之流’等等，是要不得的”。关于周立波贯彻《讲话》精神而率先检讨的举动，胡乔木晚年在回忆中说：“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就已开始，但真正开展起来，则是在座谈会之后，从这时起，文艺界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风气。”(《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63-26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