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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域化的江南女性文学原型 作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女性在中国文化文学走向启蒙、经历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她们或作为被启蒙被关注的民俗群体，或作为主动参与民俗活动的直接见证者。不管是处于主动或被动的地位，“女性”这一特殊的群体都与“民俗”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女性的血脉贯通着民俗的质素，女性的身上散发着民俗的气息，透过聚焦在女性群体之上的女性民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独具审美气质的女性民俗形象，而且可以触摸到女性深层的民俗心理，从而较好地理解现代文学江南女性形象所蕴含的独特的人生观、社会观以及价值观。 为了透析江南女性民俗的内部特质，我们试引入原型(archetype)这一概念。“原型”最早是由荣格提出的，它是构成集体无意识的最重要的内容。在荣格看来，原型是一切心理反应的具有普遍一致性的先验形式。对这种先验形式，可以从心理学、美学、哲学、神话学、伦理学等不同方面去理解。⑦而文学原型不仅仅是对于某种模式比如神话母题的重复，它还是原型生成的内在动力的集中喷发；文学原型也不只是集体无意识对于作家的一种驱使，它还是原型心理在创作中制约与突破的角逐。文学是现实的反映，作为“文学原型”的江南女性又是如何进入现代文学江南作家的创作视野并成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呢? 不少资料记载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女性的婚姻状况。陈华文在《浙江民俗史》中列举了民国时期的浙江婚姻习俗，其中提到抢亲、童养媳、典妻婚、冥婚、转房婚等独特的婚姻形态，并指出冥婚的其中一种方式，“定亲后男方病死，新娘与一幼女所捧亡夫之木主拜堂，并与木主共寝”。⑧典妻婚俗比较独特，仅在中国江浙一带存在，早在元朝时吴越典妻雇女的风俗就比较盛行，“议得吴越之风，典雇妻子成俗已久”，“江淮薄俗，公然受价将妻典雇与他人，如同夫妇。”⑨古老的典妻习俗一直沿袭到解放前。这些足以证明当时江南落后的婚姻形态对女性的摧残和伤害。正是江南作家深刻地洞悉了江南女性婚姻之惨痛，才把目光聚焦于深受婚姻陋俗迫害的江南女性的深度焦虑之中。“婵阿姨、曹七巧、白流苏、苏怀青”等都市女性的不幸遭遇是对当时家族婚姻、宗法制度的控诉。都市女性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在封建宗法制森严的江南乡村了，像“祥林嫂、春宝娘、二姑姑、汪大嫂”等乡村女性不是成为婚姻陋俗的直接牺牲品，就是成为婚姻陋俗的间接传播者。乡村女性与都市女性遥相呼应，共同控诉着婚姻制度对于女性原型的扭曲，并试图共同建构起江南女性独特的文学原型，在此过程中寻找永恒的、普遍的人性归宿。 此外，在心意民俗方面，像鲁迅笔下的“华大妈”、许钦文笔下的“有金嫂”“彩云”以及王鲁彦笔下的“菊英娘”等女性都对江南的民间“仙方”钟爱有加，甚至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事实上，这些文学形象都有着生活的原型。解放前，江南民间女性愚昧无知，互相效仿，将香灰供于菩萨前，求菩萨赐药于香灰，持回让病人吞服。周作人在《风俗调查·二》中对所谓民间的“仙方”有过这样的描述：“越中神庙，大都有仙方。……又有所谓仙丹者，以神前香灰为之，服之愈百疾，每包三五文，或师姑携赠人家，而受报焉。服者对天礼拜，以水送下。”⑩可见，20世纪上半叶的江南女性对民间“仙方”的崇信及对巫术的迷信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难怪那些具有启蒙意识的现代文学江南作家要把笔触伸向那些愚昧无知的妇女群体。 程金城对文学原型与文艺本体的关系有着独特的认识，他认为：“原型在文艺史中的模式化、反复性和不断置换变形表明，文艺原型作为一种特殊的超越时空范围的独特载体，使人类文艺活动的取向和追求得到规律性表现，从而使人性的相通性普遍性得到突现，使人性的历史生成、发展变化和承传通过感性方式得到反复显现。”(11)就江南女性而言，文艺原型作为超时空的独特载体具备了更丰富的内涵，从祥林嫂、春宝娘、菊英娘、汪大嫂、二姑姑到曹七巧、白流苏、婵阿姨、苏怀青、十七嫂，女性民俗典型的刻画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40年代”“乡村→都市”的时空跨越，这些文学原型虽然各各不同、生动鲜活，但她们却以“模式”和“本能”的方式在文艺活动中呈现出了普遍的人类的情感。在笔者看来，这种普遍的人类情感的获得应该是追求人性因素的永恒与普遍、人类心灵的拓展与升华以及人类精神需要的发展与变化的过程，而最终形成的心理原型则是过程之后的积淀。现代文学江南作家的创作本能驱使着他们塑造出诸多乡村、都市女性形象，而这些文学原型的背后不能不说是融会着作家的心理原型。 荣格指出，“集体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12)笔者认为，荣格的这种“集体无意识”从更深层面阐释了江南作家构建女性共有的心理原型、寻找女性共同的人性光辉的动因。变异的婚姻形态像一把把冷酷无情的“黄金枷锁”锁住了江南女性的自由和幸福，她们在窒息的空气里与命运进行着绝望的抗争。而对异性的向往和追寻则标志着江南女性爱欲的觉醒过程，是她们对自我人文关怀的外在流露，也从另一个侧面改写了作家笔下传统的、木讷的女性婚姻角色。对江南婚姻的那种最深层、最原始的共同感受构成了江南女性的“集体无意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又被敏锐的江南作家攫取，成为他们创作的“集体无意识”。因此，沿着“原型—文学原型—心理原型”的轨迹逐步深入探寻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内部，可以从更深的层面真正理解文学创作和欣赏过程中所包含着的普遍人性与个体特征、意识与无意识、承传与创新等的辩证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